一
我誕生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滿淸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
我念小學的時候，爆發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由愛國主義開始，到科學與民主的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
我少年時酷愛繪畫。
我念初級中學時，受民主思想的衝擊，和同學一起上街遊行，喊口號，砸爛賣仇貨的商店，搗毀“禁煙督察署”--公開賣鴉片煙的地方。
―九二八年中學畢業那一年，北伐軍路過金華縣城，我們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場上舉行軍民聯歡會。不久，革命被出賣了，學生領袖被砍頭，轟轟烈烈的運動被鎮壓下去了。
―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國立西湖藝術院繪畫係，念了不滿一個學期，院長看了我的畫，說了兩句關鍵的話：“你在這裏學不到什麼，到外國去吧。”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隨同幾個同學懷著浪漫主義的思想，像從家裏逃跑似的，到法國巴黎去了。
最初家裏還可以接濟，不久就斷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國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時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納斯一家畫室畫素描，而我早已愛上後期印染派的畫家們了，看不起“學院派”的繪畫。
我曾經說：“我在巴黎度過了精神上自由，物質上貧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沒有餓過肚子。我閱讀了一些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也讀了些哲學書箱，文學讀得比較多的是詩，我就像水上飄浮的草隨波逐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我國東北的土地--民族危機一天天地深重了。
在巴黎，我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會，我的第一首詩“會合”就是這次集會的記錄。
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寫生，一個喝醉了的法國人走過來，向我大聲嚷嚷：“中國人！國家快亡了，你還在這兒畫畫！”一句話，好像在我的臉上打了一個耳光。
―九三二年初，我因家裏幾乎斷了接濟，準備回國，而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激起我國軍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發戰爭的日子，也是我從馬賽上船的日子，經過一個月零四天的時間，到上海，戰爭已經結束。國民黨和日本簽訂了“何梅協定”--妥協投降了，當我看到閘北一帶的斷牆殘壁時，我幾乎要哭了。
我沮喪地回到家鄉，住不到一個月就出來，在杭州遇到一個同學，他說上海有一個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參加了，和幾個美術青年辦了一個“春地畫會”，六月在八仙橋舉行一次展覽會；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樓上念世界語的時候，突然上來幾個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個美術青年―同逮捕，經過審訊，十一個都釋放，我和那個同學被關起來。從此，我與繪畫絕了緣，就在獄中寫詩。
我寫了一首“蘆笛”，前麵引了現代派詩人阿波裏內爾的話：
我曾經有一支蘆笛；
是我不曾和法國元帥的節杖交換的。
我把蘆笛象征藝術，把元帥節杖象征不正的權力；詩裏罵了法國的白裏安，罵了德國的俾斯麥；而且說我將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獄伸進我的手去，而這個巴士底獄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獄。
這樣的一首詩，不知道是監獄方麵看不懂，還是他們根本不看詩，就寄出去發表在《現代》上。
毎當不眠之夜，借鐵柵欄外的燈光，我在拍紙簿上寫詩，有時把兩句疊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們拆開重抄。這些詩，署上莪伽的筆名，通過探監的人帶出去發表。
-九三三年初，一個下雪的日子，我從碗口大的窗戶看著雪，想起了我的保姆，我寫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為了避免監獄方麵的注意，我改用了一個筆名，由律師帶給一個朋友，由那個朋友轉給《春光》發表。
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筆名：艾青。
我在獄中關了三年零三個月，出獄回家。
有一次，在趕集的路上，我的父親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他不以為我寫的是詩，他認為詩隻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幹預我寫詩了。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進女子師範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又失業了。
我在上海的亭子間裏繼續寫詩。
一首《春》，寫的是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在龍華槍殺五個革命作家的--記憶。最後問：
春從何處來？
來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對話》，最後問：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我把從三二年開始到三六年寫的詩，選了九首，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評論界的注意，後來終於由巴金收進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滬杭路上寫了一首《複活的土地》。詩的第四段裏，我寫：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詩人呀，
也應該拂去往日的憂鬱，
讓希望蘇醒在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