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剛好由我值班，我從簽名簿上看到魯迅很小的簽名，我就陪他參觀，而他並不知道我是誰，卻指著我的那張畫問：“這是原作還是複製品？”
我說：“是原作。”
他說：“是原作那就算了。”
看來，假如是複製品，他就想把它要去。但是，我當時的反應很遲鈍。多少年來，我一直後悔沒有把那張畫送給他（這張畫多少年之後給了張仃，聽說早已丟失了）。
而且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機會碰見他--我們時代的最善於戰鬥的勇士。
同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春地畫會”的會址，受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突然襲擊，被看作是共產黨機關，十三個美術青年―同被捕。
從那以後，我過的是囚徒的生活。我和繪畫幾乎完全斷了聯係。
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詩。隻要有紙和筆就隨時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思考得更多、回憶得更多、議論得更多。詩比起繪畫，是它的容量更大。繪畫隻能描畫一個固定的東西；詩卻可以寫一些流動的、變化著的事物。
我在監獄裏寫了許多詩。
從《蘆笛》開始，《透明的夜》、《馬賽》、《巴黎》……而《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第一次用現在這個筆名發表的詩，因為當時我的另一個筆名，已被監獄裏知道了。這首詩是由律師談話時帶出監獄，寄給獄外的朋友送出去發表的。
決定我從繪畫轉變到詩，使母雞下起鴨蛋的關鍵，是監獄生活。
我借詩思考，回憶，控訴，抗議，詩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觀的直率的回聲……
出獄之後，抗戰開始，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整整有十六七年的漫長歲月，我的精神活動的主要形式是寫詩。
詩好像成了我借以生活的職業了。老實說，完全靠寫詩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很少人能毎天都寫詩，鴨蛋也不可能每天都生。
我曾先後在幾個學校教語文和繪畫。教學工作和創作的關係是淡薄的。
抗戰期間，我寫的詩比較多，是我整個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高潮。
但是，我和繪畫並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也偶爾設計封麵，畫幾張風景，甚至在旅行時帶上那種記賬的折子，畫一些黃河流域的荒漠的景色（曾有幾張畫參加在重慶舉行的全國美展時我已在延安）。
我也寫了一些有關繪畫和木刻的評介文章。在桂林，我評論過李樺；在延安，我評論過古元、力群、焦心河、劉峴。
我甚至拿童年時代所喜歡的紅膠土，嚐試做雕塑。隻能說是“玩玩泥巴”而已。
所有這些，隻是我對美術的一種含情脈脈的回顧，一種遙遠的懷念。
北京解放，使我又一次燃燒起對重新搞美術工作的希望。這個希望是很強烈的。
當時，我的工作是在“軍事管製委員會”所屬的“文化接管委員會”，具體地說是接管“中央美術學院”。
使我特別高興的是我有機會欣賞齊白石的畫。我從心眼裏讚歎他的藝術。
我曾約了沙可夫和江豐同去拜訪齊白石的家。
他開始用疑惑的眼光看這幾個穿軍裝戴藍色袖章的來訪者。我為消除他的不安，向他做了自我介紹：“我從十八歲起就喜歡你的畫。”
“你在哪兒看過我的畫？”
“西湖藝術院。那時我們的教室裏掛著幾張你畫的冊頁。”
“院長是誰？”
“林風眠。”
他才恍然大悟地說：“他喜歡我的畫。”他才相位來訪者不會找他的麻煩，而且不經要求，就主動的一連畫了三張畫。送給我們三個人。應該說，給我的是最好的。
從那以後，我和他有了友誼。或許會有人說我對他有“偏愛”，我到處尋找他的畫，購買他的畫。我寫詩和文章讚美他。我從藝術的角度極力推崇他。在國務院為他祝壽的時候，他又送給我一張夾著紅箋的畫（這是我僅有的兩張他送我的畫）。
我常常和美院同學一起畫速寫，也曾試圖學雕塑。
但是，時間不久--大概隻有一年的樣子，又把我從美術工作調到文學工作裏了。我的第二次和美術工作的姻緣被切斷了。這一次好像是和美術成了永遠的告別。
我隻能是美術的愛好者。我好像是被嫁出去了的人，最多也隻能對美術像“走親戚”的關係。
我在美術界的確有一些較好的朋友。
有人在評論我的詩的時候，尋找我受益於繪畫的因素。所以說我是“母雞下鴨蛋”，我也不生氣，因為無論雞蛋、鴨蛋，總還是蛋，它們之間總含有共同的物質--蛋白質，即使程度不同，都同樣具有營養。
同樣都是為真、善、美在勞動。繪畫應該是彩色的詩；詩應該是文字的繪畫。
一九八○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