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個小夥對我說：“有人說你是母雞，可是下的是鴨蛋。”
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原來學的是美術，後來卻寫詩。”
這幾句話，引起我不少的回憶與感慨。
我從小愛美術，喜歡圖畫和手工藝。用竹節做成小小的水桶之類，或者用紅膠土做個人頭，脖子插上筆套，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洞洞，吸一口煙往裏一吐，七竅噴煙。
我父親曾對我說：“把你送到貧民習藝所去吧。”
我不知道“貧民習藝所”是幹什麼的。後來才知道是廉價的工藝美術作坊。我家有一個六角形七開的退光漆點心盒，設計得很好，工藝也很精致，顯得大方而高雅，就是“貧民習藝所”的產品，我很喜歡，從此我對工藝美術有了好感。
我的小學美術老師，無論繪畫、手工都不錯，他可以給演“文明戲”的畫舞台布景，也可製作髙級的“文房四寶”。我進初中，一年級的繪畫老師是學吳昌碩的張書旗（他後來到中央大學美術係教書，畫風變了）。初中三年期間，我的功課數繪畫最好。我常在不被發覺的情況下，從課堂溜出去寫生--畫風景。
當時是男女分校。我妹妹在教會學校讀書。有一次我去看她，當我離去時，她的兩個同學在校門口喊：“下次給我們帶畫來。”我回頭看，她們馬上躲進去了。後來我問妹妹她們怎麼知道我愛畫畫，我妹妹說，她們是在美展裏看到了我的畫，一邊看，一邊說：“這是蔣希華哥哥畫的。”並說她們都喜歡我的畫。
我十八歲時，考進國立西湖藝術院（即現在的浙江美術學院）的繪畫係。班裏的油畫老師是王月芝（台灣人），木炭畫也由他教。中國畫老師是潘天壽，水彩畫是孫福熙。同班同學隻有十幾人。我常在早飯前，出去畫幾張水彩風景。但是，我在那兒學習不到一個學期的時候，院長林風眠看了我的畫之後說：“你在這裏學不到什麼，你到外國去吧。”這樣的一句話，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於冒險，出國到巴黎了。
在巴黎三年。正如我在詩選自序中所說的，是“精神上自由，物質上貧困”的三年。
我愛上“後期印象派”莫內、馬內、雷諾爾、德加、莫第格裏阿尼、丟飛、畢加索、尤脫裏俄等等。強烈排斥“學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識結合起來了，我的大部分時間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在一個中國漆的作坊裏為紙煙盒、打火機的外殼，加工最後一道工序，餘下半天的時間到蒙巴那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名字忘了）去畫人體速寫，也不過是通過簡練的線條去捕捉一些動態，很少有機會畫油畫。隻記得曾有一張畫幾個失業者的油畫參加了“獨立沙龍”的展覽，那張畫上我第一次用了一個化名“OKA”，後來我有一些詩就用了“莪伽”這個筆名。
我愛上詩遠在愛繪畫之後。
我的法文基礎很差，但我確有比較不差的理解力。
在巴黎，有一個中國學生帶了不少漢文翻澤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果戈理的《外套》、屠格涅夫的《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安特列夫的《假麵跳舞會》等等是我初期的讀物。
後來我買了一些法文翻譯的詩集，如布洛克的“十二個”、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雲》、葉賽寧的《無賴漢的懺悔》和普希金的詩選。
我也讀了一些法文詩：《法國現代詩選》、阿波裏內爾的《酒精》等，如此而已。
我沒有條件進行有係統的學習和閱讀，隻能接觸到什麼吸收什麼。
我開始試驗在速寫本裏記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覺印象和自己的觀念之類。學習用語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體，美的運動……
當時我的經濟能力繼續留在巴黎已很困難，我隻有回國。那時已是“九一八”事件之後了。而我在馬賽上船的日子，正好是上海發生“一二八”事件的日子。
我從巴黎到馬賽的路上寫了一首“當黎明穿上白衣的時候”，我在紅海寫了一首“陽光在遠處”，我在湄公河進口的地方寫了一首“那邊”（這三首詩，後來都發表在當年的《現代》上）。
當時我雖然才二十二歲，卻沒有可能繼續學習，我也不願意靠家裏來養活。無論生活與藝術都促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年五月，我參加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我和幾個革命的美術青年舉辦了“春地畫會”。這個畫會不到二十個人。我寫了介紹現代法國繪畫的文章，用莪伽的筆名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也曾在汪亞塵的“新華藝大”代了幾天課。生活完全沒有保障。革命的藝術青年，在當時，大都是有錢大家花、有飯人家吃。
在美聯主持下，以“春地畫會”的名義在基督教青年會的樓上舉辦了一次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得到了魯迅的支持，並且拿出他自己珍藏的偉大的德國女畫家珂勒惠支的精印的版畫同時展出。
在這個展覽會上，我展出的隻是一張從拍紙簿上撕下的純粹屬於抽象派的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