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應立本之邀回到村裏的。立本總共打了六次電話，讓我回村裏講課。我的顧慮很多，既不願意卷進立本導致的糾葛之中，又想與劉奇栓虎等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並很不情願回村裏去；再說了，在村民的眼裏，我永遠都是那個流著鼻涕名叫黑豆的人，他們可不把我當做什麼老師看待；在他們的眼裏，我並不比富貴更有謀略，我並不比栓虎膽大威猛，我並不比蘿卜鋼嘴鐵牙；也許我比秋利強那麼一點點，但卻沒有秋利的臉皮厚——秋利可以當眾把衣服脫得精光，我敢嗎？
但我還是回去了。我聽立本說村裏建了個浴室，挺豪華的，它將改變村民祖祖輩輩不洗澡的習慣，它是對農民傳統生活一次真正意義的顛覆。我對浴室有那麼一點點興趣，並不是我想去那裏洗浴，而是想看它能不能夠得上一個值得報道的新聞。自從我采訪看守所以來，我沒有一篇文章能通過薛雨露的十指關。薛雨露就像一個盡職盡責的守門員那樣，堅決不讓我大汗淋漓才搶來的任何一個球，射進她死死把守的大門裏。薛雨露逼著我和她吵架，於是我就和她吵了；我說你這是在找茬，在刁難，在陷害；薛雨露說就找茬了，就刁難了，就陷害了，咋啦，咋啦，咋啦？我說心胸狹窄的人壽命短，你可要因為作孽而折壽啊！薛雨露便嗚嗚地哭，叫喊有人要殺她；說她折壽，言外之意不就是想拿刀子捅她嗎？她冤枉啊冤枉，為了工作得罪人，竟然有了生命危險。
我並不在乎稿子發多發少。問題是發稿量與報酬掛鉤，還與每個人的飯碗拴在一起，就不是個簡單的事情了。社裏規定，六個月裏發稿量倒數第一的記者，就得下崗。眼看著，我離下崗的懸崖越來越近了，我能不著急嗎？我能不垂死掙紮嗎？薛雨露就是把我一步一步推向懸崖的那隻手，我本不想和她吵架，但不吵行嗎？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竟然在麻子村碰到了薛雨露。薛雨露在網上看到了公民學校的消息，她沒有派記者，自己就找到這兒來了。來到村子，她才知道這裏竟然是她的同事田大慶的家鄉。薛雨露並沒有因為這裏是我的故鄉而放棄采訪，相反她倒對這個村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被栓虎引領著，跑遍了村子裏的每個角落，還特意去我的故居看了看——我的故居是一座屋簷已嚴重塌陷的三間泥坯房，院子裏長滿蒿草，瓦脊上豎立著支支瘋長的苔蘚，歪扭的木框門上，懸掛著一個拳頭般大小的鏽跡斑斑的鐵鎖。
薛雨露很快就博得了栓虎的好感。栓虎覺得一個從大城市來的大記者，一點架子都沒有，又說又笑，不挽舌頭，不怕腳上沾土，不怕衣襟被棗刺撕扯，農民遞過來的紅蘿卜不看髒淨就咬了一口，看見廁所就無所顧忌地鑽了進去，真是了不起啊了不起！栓虎當然要給薛雨露講我的故事，把我家幾輩人都翻了個底朝天，比如我曾祖父是個癮君子，我祖父是個喂養牲口的，我父親穿褲子常常不分裏外，我母親把自己的頭發編得像鴉巢，總之，沒有一個人臉上有光有彩。至於我呢，可笑的事情就更多了，小的時候分不清男女，看見女孩子蹲在地上撒尿，我也就蹲在地上撒尿；生產隊裏勞動，我把牛鞅子套反了，牛掙脫了鞅子，瘋跑而去，我追的時候跌入一口幹窖裏，而幹窖裏卻有個馬蜂窩，我被馬蜂螫得滿臉疙裏疙瘩——聽著栓虎的講述，薛雨露咯咯咯地笑，她自始至終隻發了一句感慨：大慶這個人怎麼這麼倒黴呀？
我見到薛雨露的時候，薛雨露剛從澡堂裏出來，她正在用毛巾擦著濕濕的頭發。令我驚奇的是，她的身後跟著個小夥子。小夥子非常帥氣，又異常時尚，手腕上那道文身——一條藍色的蒼龍——清晰可見。就在薛雨露還沒有發現我的時候，小夥子的目光卻與我的目光相碰了。小夥子有點兒眼熟，好像在哪兒見過。在記憶裏搜索了一下，仿佛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腦際，讓我一下子對眼前的這個小夥子有了明晰的印象：他不就是我在阿裏巴巴遇到的服務生嗎？我記得我還詢問過他的名字，他的藝名似乎叫拉茲。拉茲怎麼會在這兒？怎麼會和薛雨露在一起？他難道就是傳說中的薛雨露包養的情人？
不知道拉茲是不是想起了我是誰，但他至少覺得我與他似曾相識，因為他的臉微微泛紅。站在澡堂門口等待薛雨露的栓虎最早和我打了招呼，他拽了一下薛雨露的衣襟，讓她看看誰回來了。薛雨露瞥見我，頗感意外，她驚訝得臉都扭曲了。不過很快，她又恢複了自然的常態，臉上蕩漾起了對我而言甚為罕見的笑容。薛雨露此時就像我看過的某篇文章描述的那樣，“終於有一點點女人的味道了”。她詢問我何時回來的？回來幹嗎？是不是幾日看不到莊稼，就心慌呀？她以一種玩笑的語調責備我回來怎麼沒跟她請假？是不是眼裏沒她這個領導呀？然後她又對栓虎說，在她領導的科室裏，其他人都服從領導，惟獨我調皮搗蛋，與她作對，我是不是小時候沒糧食填肚子而吃了大量的石灰石呀？她還說她對我如何如何地有恩德，不是她阻攔，我早就像一個壞蘋果，從報社那個水果籃裏被扔了出去。我不感恩也就罷了，問題是我還嚴重地誤解她，還與她對著幹，簡直冤枉死了她。多虧她心胸大，不然她都被我氣死好幾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