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本回到越北，也不來見我，自個兒在規劃設計部門之間奔波，他說規劃部門原來的規劃需要修改。當然，電話還是要給我打的，但語調裏充滿著歎息——感歎在中國幹一件事就這麼這麼難，感歎人人怎麼都變得如此貪婪——立本說他在跑這些事情的時候，磕磕絆絆，見廟就磕頭，見佛就燒香，不由得他腦子裏總在閃現著李白的詩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勸立本要轉變眼光和心態，要以中國式的眼光和心態，看待和處理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如若這樣，一切看似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如同太陽每天早上要從東邊升起來一樣平常；一萬個健康的人中，有一個殘疾人，你會覺得這個殘疾人很刺目；但若有一萬個殘疾人，而你就長期生活在這些殘疾人當中，你就會忽略殘疾人身體的缺陷，你就覺得他們是那麼地正常，反而倒覺得健康人有點怪怪的了。
康圓圓遭受的打擊顯然要比立本大。立本僅僅是想借康圓圓之手，提前給他創辦的企業培訓合格的勞動力，而康圓圓卻不一樣了，她的目標顯然要比立本高尚，她在把啟迪農民的覺悟和智慧當做一項非要完成不可的理想。
康圓圓從麻子村回來後，害怕開陽教育局追著她索要罰款，就換掉了手機號，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悶了五天，寫出了篇《啟蒙學校的得與失》的文章。文章打印出來後，康圓圓就給我打電話，意圖有兩個：一是我對麻子村比她更為熟悉和了解，希望我能診斷一下她筆下所寫的是否符合實情；二是托我的關係，把這篇她自認為有深度的文章，放到我所在的報紙上發表。我在電話裏，隻答應了她的第一個要求，那就是讀一下這篇文章，看看她筆下的麻子村，與我所理解的麻子村是否吻合。有人寫我出生的小山村，總是一件好事呀！
我和康圓圓是在阿裏巴巴茶樓裏見的麵。康圓圓說她最喜歡的是書院，書院的氣息讓人陶醉。她在越北也尋覓過書院，但那個古代遺留下來的越北書院，除了沿用固有的名字，其他的皆麵目全非。書院成了一個服裝批發市場，進門迎麵就是一個肥羊燒烤店，裏麵飄出濃鬱的膻腥味，幾乎熏得人要暈倒。
沒有書院，隻好選擇茶秀之類的場所。茶秀或茶樓，至少比嘈雜的大街上顯得有情調。康圓圓說她一直在尋找著有情調有詩意的生活方式；一個人有了情調有了詩意，就像一座山有了雲霧繚繞，有了山泉潺潺，有了飛鳥鳴叫——但是，康圓圓似乎尋找不到什麼情調：書畫展覽成了書畫賣場，歌舞廳成了公開的色情場所，音樂會裏沒有音樂隻有扭擺的裸露的肉身，那些文人呢，都在夾著黑色或棕色的公文包，東奔西走，他們或在為企業家采寫營銷方案，或在為自己職稱的節節高升而大宴賓客……誰寧靜地坐在桌旁做學問呀？康圓圓免不了為這樣的現狀痛心疾首——海歸派都有這樣的毛病，他們都那麼容易痛心疾首——但你愛痛心疾首就痛心疾首吧，再痛心疾首，現實還就是這麼個現實。
在阿裏巴巴茶樓，我們選擇了兩人初次認識時的那個包間。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包間裏的服務生，竟然還是那個帥小夥拉茲。拉茲不是被薛雨露認作表弟了嗎？薛雨露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她的能量有多大呀，為什麼就沒有改變一下拉茲服務生的身份呢？她能容忍她的表弟還停留在這樣的場所，從而使自己的臉上暗淡無光？
拉茲並沒有因為曾經見過我而有所異常。他規規矩矩地端來茶水和果盤，道貌岸然，彬彬有禮，畢恭畢敬。我說拉茲，我們都算得上熟人了，你隨便一點好不好？拉茲笑一笑，露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我問拉茲覺得我們村子怎麼樣？拉茲笑笑，點點頭，說還行吧，挺不錯。我說幾年以後你再去我們村裏，那就大不一樣了，村裏會變得燈紅酒綠，和城裏差不多。拉茲說他知道，他看過了村裏的規劃圖。我說我們村長想做你的嶽父，你願意嗎？你願意和村長的女兒雞蛋談戀愛嗎？拉茲的臉紅了，說那不過是你們村長的玩笑話，他女兒能看上我嗎？我有什麼能讓她看上的呢？我說我看我們村長好像不是開玩笑，他是真心看上你了。拉茲扭扭嘴，說他對我不了解，他若了解了我，估計他會被嚇跑的。
康圓圓要去洗手間，拉茲領她去了。我趴在茶幾上，開始閱讀這篇文章。說實話，我為康圓圓的幼稚而驚訝。此時此刻，我倒覺得，自稱要拯救愚昧者的康圓圓，她自身的愚昧甚至超過了她想拯救的對象。康圓圓的愚昧在於，她竟然把農民的愚昧歸之於農民自身的素質，這不是隻見樹葉黃不見樹根枯嗎？農民愚昧是事實，問題是造成農民愚昧的根源在於農民自己？農民接受的教育不夠，但他們為什麼接受的教育不夠？農民認為讀書無用，可他們為什麼覺得讀書無用？莊稼地裏長了荒草，你能單純地責怪荒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