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峰開始發言。
“我講三點。第一，我是分管紀委、政法、組織、農業的副書記，都寧的社會治安沒有搞好我有責任，我向市委作檢討，並請求市委免除我的副書記職務。第二，我不讚成‘都寧不寧’的提法，這個定性不準確，全盤否定了前任書記的工作。餘國光在都寧主政的幾年成績是主要的，省委也是這樣肯定的。他不是犯錯誤走的，而是正常工作調動，是平調。我們不能搞人走茶涼，不應該否定以他為首的老班子所做的工作。有些人擅長搞兩麵派的手法，以為反前任強烈就能取得新任的信任，想在新任麵前表現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餘國光在任時這些人在他麵前點頭哈腰，恨不得喊他親爹。現在想反戈一擊，以達到邀功請賞的目的……這種人最壞、最靠不住。第三，請市委把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不要搞得都寧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我講完了。”
劍拔弩張。
話有所指。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陳時宜的身上。
還等什麼？如果不針鋒相對就要成為第二個餘國光。
有人為他捏一把汗。
“我補充四句話。”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是雷中華。他斬釘截鐵地說，“第一，‘都寧不寧’是事實，必須承認這個事實。第二，講真話是有些不悅耳，但不是向前任發難，更不是發泄不滿。第三，蔡峰同誌主動要求辭去市委副書記職務為我們帶了好頭，如果他是真心想辭的話應該向省委請辭，因為他是省管幹部，不要為難市委。第四，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經濟環境與經濟建設不協調的矛盾，抓經濟建設首先要解決這個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蔡峰這時才明白雷中華要徹底同他決裂，心裏一陣絞痛。滴水之恩應湧泉相報，沒想到雷中華忘恩負義到了這一步，可以說沒有他蔡峰就沒有雷中華的今日。
雷中華四十歲時還是一名鄉郵遞員，每天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送報送信。在一次送信的路上，他遇上一名幹部模樣的人攔自行車。原來這名幹部要趕到縣城開會，求他帶一程。這名幹部是附近生產隊駐點的農村工作隊員，來接他開會的吉普車突然發生故障，隻得抄小路步行。
雷中華是個熱心腸的人，他二話不說，載上這名幹部在山間崎嶇的小路上奔馳。到了公社，他的內衣全部濕透。這名幹部問他名字，他答非所問，說要去送信。
兩個月後，他在送信的路上被一輛小轎車別到水田裏。司機停車後不僅不賠禮，反而還要揍人。理由是，他的自行車把小轎車劃破了皮。
正要動手，車內的領導發現是他，忙下車握手。
似曾相識。他想起來了，是坐他自行車去公社的幹部。這名幹部就是蔡峰。
上車。蔡峰命令司機把他的自行車放在小車的屁股上。
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坐小轎車，他有些惴惴不安。
蔡峰的心情特別好，視他為老朋友。他不敢放肆，蔡峰問一句，他答一句。
蔡峰之所以會這樣高興，是因為那天雷中華給他帶來了好運。那天不是開會，是省委組織部來人找他談話，宣布他為都寧地委委員、地委組織部部長。如果不是雷中華送他一程，說不定還要誤了大好前程。蔡峰一直想找機會感謝他，這次相遇是天意。他們談了很長時間，蔡峰依然沒有結束的意思。雷中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因為當天送信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蔡峰知道他的心事後哈哈大笑，笑完後說：“以後你再也不用送信了。”
他以為是玩笑話，沒當真。
然而蔡峰說到做到，不放空炮，他真的不用送信了。蔡峰敢說這句話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顯示自己的權威，而是雷中華有不用送信的資格。雷中華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學的是農學專業。“哪裏最艱苦哪裏最鍛煉人”，這是當時最鏗鏘、最革命的口號。他堅決服從組織的分配，來到都寧這塊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文革”爆發，他是人民公社農技站的農技員，公社書記交給他一個任務——讓他在全國放一顆水稻畝產3000斤的衛星。科學種田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他辦不到。那時候有一個靈丹妙藥，即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讀書人辦不到的事讓兩個文盲辦到了，並且超額完成任務，畝產3006斤。他稱之為胡鬧。不是胡鬧又是什麼？把五畝田的穀連泥帶土移到一畝田來算一畝田的產量，這樣的科學種田聞所未聞。相較之下，他不配當技術員。公社書記將他發配到小學教書，在學校，他膽敢與農代表頂嘴，這比得罪校長還嚴重。那時候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農代表說了算。於是他被再次發配，由學校調到郵電所當鄉郵員。
大學生送信不是浪費人才？當時的人們沒有這種意識，大家隻知道知識學得越多的人越反動。因禍得福，雷中華幸虧當了鄉郵員，遠離了是非之地。不然，依他那種性格，肯定會被打成右派。
有政策好辦事。蔡峰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雷中華破格提拔為公社書記，三年後當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半年後改任縣委副書記，兩年後調到地區紀委任副書記，撤地設市後當上市委常委、紀委書記。
不到十年時間，他完成了人生的幾大跨越。蔡峰時常在他麵前講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洪常青的扮演者劉慶棠的故事。劉慶棠因扮演洪常青而升任文化部副部長，於是有人感歎：“紅軍長征二萬五，不如舞曲芭蕾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