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認識到，和其他國家相比，法國教會並沒有更應該受攻擊的理由。相反，法國教會中的惡習與弊端都沒有其他天主教的國家都要嚴重；與過去相比，法國教會也更加寬容，與其他國家相比也如此。所以，不應該在宗教狀況中尋求解釋，要放到整個社會背景裏去看。
理解這一點，就務必記住我在前一章所說的。因為在政治上對政府種種罪惡的反抗精神，不能在公共場合中無法表達出來，就隻有隱藏於文學著作之中，因此作家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領袖並試圖推翻國家所有的社會政治製度。
明確這一點，那麼問題的對象就已改變。問題的關鍵再不是解釋作為宗教機構的教會在哪些方麵犯罪，而是要說明教會在什麼地方阻礙了即將到來的大革命，並且如何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障礙。
教會統治的各種原則與作家們想要在世俗政府中建立的原則相抗衡。教會是在傳統上建立的，作家則聲稱對建立在傳統之上的任何製度完全蔑視。教會承認一種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卻隻相信個人理性。教會以等級製為基礎，而作家卻喜歡消除階級觀念。雙方都必須承認政治與宗教的本質存在差異，用同樣的原則來治理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一點似乎遠遠做不到，為了攻擊國家製度，我們好像不得不先摧毀它的基礎和楷模——教會製度。
另外，當時教會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權力，盡管它在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不具有壓迫性，卻是最令人們厭惡的。因為教會卷入政治力量，雖然教會的職責和天性都與它格格不入。教會在別處譴責罪惡，然而自己卻為政治權力中的罪惡披上神聖的外衣，用其神聖不可侵犯性遮掩權力的罪惡，想讓政治權力如教會自身一樣萬世長存。任何對教會的攻擊都使民情高昂。
排除了這些普遍的因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動手還有更特殊、更個人的原因。教會代表了統治階級中和他們最接近、最具有對立性的那一部分。其他政治力量的幹預隻是偶爾的，而教會這部分政治權力專門監督人們的思想、查禁作品，每天為難著他們。作家在反對教會幹涉、捍衛個人自由的時候，是在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這場鬥爭就是從打破束縛他們最緊的枷鎖開始的。
另外，在他們眼中，實際上亦如此，教會都是舊製度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脆弱的一環。教會勢力衰弱，俗世王權就會加強。教會勢力曾超越王權，後來與之平等，如今淪落到了受王權保護的對象。教會與王權之間建立起這樣的一種交易：王權向教會提供物質財富，教會則賜予他們道德權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會教規，教會則要求民眾尊重政府意誌。這種交易在大革命時代到來時，十分危險，而對於以信仰而不是以強製為基礎的勢力，永遠都將處於不利地位。
首先要認識到，和其他國家相比，法國教會並沒有更應該受攻擊的理由。相反，法國教會中的惡習與弊端都沒有其他天主教的國家都要嚴重；與過去相比，法國教會也更加寬容，與其他國家相比也如此。所以，不應該在宗教狀況中尋求解釋，要放到整個社會背景裏去看。
理解這一點，就務必記住我在前一章所說的。因為在政治上對政府種種罪惡的反抗精神，不能在公共場合中無法表達出來，就隻有隱藏於文學著作之中，因此作家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領袖並試圖推翻國家所有的社會政治製度。
明確這一點，那麼問題的對象就已改變。問題的關鍵再不是解釋作為宗教機構的教會在哪些方麵犯罪，而是要說明教會在什麼地方阻礙了即將到來的大革命，並且如何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障礙。
教會統治的各種原則與作家們想要在世俗政府中建立的原則相抗衡。教會是在傳統上建立的，作家則聲稱對建立在傳統之上的任何製度完全蔑視。教會承認一種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卻隻相信個人理性。教會以等級製為基礎，而作家卻喜歡消除階級觀念。雙方都必須承認政治與宗教的本質存在差異，用同樣的原則來治理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一點似乎遠遠做不到，為了攻擊國家製度，我們好像不得不先摧毀它的基礎和楷模——教會製度。
另外，當時教會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權力，盡管它在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不具有壓迫性，卻是最令人們厭惡的。因為教會卷入政治力量，雖然教會的職責和天性都與它格格不入。教會在別處譴責罪惡，然而自己卻為政治權力中的罪惡披上神聖的外衣，用其神聖不可侵犯性遮掩權力的罪惡，想讓政治權力如教會自身一樣萬世長存。任何對教會的攻擊都使民情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