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們說起文人常常離不開“文人相輕”的話題。其實，這隻是一個方麵，“文人相重”也是並不鮮見的。這裏，我首先想到了李白和杜甫的久而益新的真摯友情。
聞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兩曜[1]遇合，認為意義極為重大，“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我則更加欣賞兩顆詩星無比純真的本性與至情。每番誦讀他們互相憶念的詩章，我都激情噴湧，心靈久久為之震撼。
天寶三年（744年），二人在洛陽首次相會，情意相投，備極歡洽。次歲，他們又在山東的齊州、兗州重逢，相偕遊覽，親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淒然話別時，李白寫詩相送：“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別離日久，懷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長安後，也寫了《春日憶李白》的名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可惜兩位詩壇巨擘此後再未重逢。至德二年（757年），李白因受永王牽連，被捕入潯陽獄，翌年流放夜郎。杜甫萬分懸念，結想成夢，寫成《夢李白》二首和《天末懷李白》，中有句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感情至為真摯。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這是白居易與元稹論詩時提出的觀點。首先在做人、交友上，元、白二人就身體力行了。每番掀開他們的詩集，都為那種真摯的深情所感染。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奉命入蜀複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時在長安，飲酒中憶起他來，寫道：“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此同時，元稹在梁州驛舍中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和白居易同遊曲江和慈恩寺，就寫了一首詩相寄：“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表麵上看，似乎有一點神秘色彩，實際恰恰說明二人真摯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後，元、白先後被貶謫到通州和江州。元稹聽到白居易亦遭貶謫的消息，不顧自身的困難處境，拖著病弱之軀，寫了一首七絕：“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見到這首詩之後，在給元稹的信中說：“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稍晚一些時日，元稹又寫了一首題為《得樂天書》的詩：“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詩人手持遠信，流著淚走回內室，引起了妻兒的驚疑。因為詩人已經傷心得說不出話來，她們隻有猜測：是誰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傷，看來肯定是白樂天了——如果沒有深厚的情感做基礎，這種情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情，是文學的生命。凡是傳世的名篇，無不文自情生，貫穿著一根真情灼灼的紅線。曹丕當過皇帝，但政治上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建樹，倒是在文學方麵成就為一個建安時代的重要詩人，而且也是文學批評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散文語言流利婉轉，感情色彩濃重，《與吳質書》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疫病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劉楨、應瑒、陳琳，都在這時病死。曹丕在給他的文友吳質的信中，一方麵深情悼念死去的朋友，同時也滿帶感情地表現出對過去友朋相聚、觴酌詩詠的生活的懷念。感情悲愴懇摯，文筆哀婉動人。一開始就引《詩經•東山》，說征人三年不見親人，尚且歎恨離別太久，何況我們已“別來行複四年”。下文轉入對故友的思念，追懷昔日相聚情景：“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聚會時，互相巡回勸酒，還有絲竹相伴，“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是，現在呢？……既把昔日無限的情趣表現出來，更把今天深深的孤淒與悵惘訴於筆端。敘事、抒情交融互彙，可謂至文至情。據《三國誌》裴鬆之注引《魏略》，此信寫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其時曹丕為魏太子。以他當時的地位和身份，能夠做到這樣，也是難能可貴的。
[1]兩曜：指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