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環境
清代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從康熙十年（1671）正式開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戰時為止。由於地緣優勢，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廣人捷足先登，先占領良田好地。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墾田大戶多為湖廣人或土著。客家人入川比湖廣人晚，遲到的客家人隻能落足於貧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籬下，為人傭耕，從而出現“客家住湖廣”的現象。客家有“住山不住壩”的說法，即壩上“湖廣人”，山上“土廣東人”的居住格局。因此，在東山區黃土、三河、石板灘等鄉鎮的客家人被湖廣人稱為“山上的人”，而客家人稱他們為“壩上人”。說明客家居住環境不如湖廣人，生活在丘陵地區的“土廣東”成了鄉巴佬的代稱。
茲以東山地區為例，說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環境。東山區境內低山、丘陵、平壩兼有，但以丘陵為主，龍泉山橫貫其中，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勢起伏不平，屬黃土層，土地貧瘠，以黏土為主，透水透氣差，有“晴時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說；在氣候上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季節性降水，嚴重缺水，“不過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成問題，所以東山區每年栽秧的秧田，隻能占其全區二分之一，鮮有能全數栽秧者，農業是靠天吃飯”。
低山、丘陵的地貌有利於開展多種作物經營倒是事實。客家人深知作物品種單一的弊端，單在水田裏種植稻穀，難以抵禦自然災害，農業生產風險大。由於東山地區屬於有田有地、有水有山的丘陵區，客家人因地製宜，除了在東山區的田裏種植水稻外，同時還在土中經營旱地作物，如玉蜀黍、大麥、小麥、大豆、高粱、海椒、芝麻等，開展多種經營。對於靠天吃飯的客家人來說，多種經營風險小，且有利於勞動力的綜合利用。這地理環境能發揮客家人擅長旱地農業的優勢，有利於多種經營。這種生產、生活環境與客家原鄉極為相似。“客人常說，這塊丘陵的地質地形，多類似於嶺南山地。所以他們一到東山後，便聚族而居，不再轉徙了”。客家經多次在四川輾轉遷徙後，終於在東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樂土”。當然，東山區的糧食作物以玉米、紅苕等耐旱糧食作物為主，產量低下。紅苕是主食，因而平原地區稱東山地區為“苕管區”，東山客家人被稱為“苕管兒”。這種稱謂明顯含有歧視，因而整體上“孬田孬土”的東山客家區經濟條件遠落後於湖廣人。
（二）四川客家對農業生產的貢獻
四川客家這種以低山、丘陵為主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生計模式是以種植業為主的多種經營的農業生產方式，即以“耕”為生存之本。而事實上，客家移民善於耕種，對四川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這主要表現在：
1.引進新作物到四川
明代我國從美洲等地引進新作物品種如玉米、甘薯、落花生、西紅柿、辣椒和煙草等多種農作物。清代又從海上絲綢之路引入了番茄、甘藍、洋蔥、花椰菜、佛手瓜、小紅蘿卜、胡蘿卜等。由於地緣優勢，這些作物最早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種植，清代逐漸在全國得到推廣。在“湖廣填四川”中，來自福建、廣東等省的客家人把新品種引入四川，因而在四川引進新品種的基本上是客家人。
糧食作物中的紅薯和經濟作物中的苧麻、煙草、優良蔗種、木棉、辣椒、藍靛等傳入和推廣到四川，無疑是與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區的客家移民入川有關。如紅薯在雍正十一年（1733）傳人四川，乾隆時期大規模種植推廣。潼川府，“潼民之由閩、粵來者多嗜之，曰‘紅薯’”。在資州，“薯預種來自南夷，有紅白兩色，瘠土沙土皆可種，先是資民自閩粵來者始嗜之，今則土人多種以備荒”。江津縣，“邑初無是種，清初邑令曾公受一，粵籍，將此種攜來，親偕夫人到民間教栽種之法，邑人至今祠祀之”。客家居住的地形決定了多種經營的必要性，導致經濟作物的引進和種植。蔬菜中建南菜“閩人皆以為蔬，蜀稱建南，以其本出福建閩南也”。顯然，建南菜為福建移民引進。苧麻也是客家人引進。嘉慶《溫江縣誌》載，苧麻“粵東籍家多種之”；“住崇之粵東籍常種植，又能織”。荔枝，“合江以甘氏荔枝為特產”，“其種移自粵東”。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建商人把甘蔗帶到內江，並大力推廣，內江因而成為“甜城”。如南溪縣“父老相傳，（甘蔗）明代無有，清初粵人遷來者眾，始由故鄉攜種來蜀。百年遞衍，遂為大宗”。四川原已種有煙草，但美洲煙草的傳入歸功於福建客家移民。雍正年間從福建龍岩移民至金堂縣的傅氏發現“蜀中未諳種煙法”，善於種植煙草的福建龍岩移民用新的種煙草法改良煙草，經濟效益可觀。“煙古名談芭菰，種出東洋……始惟閩、廣人食之，今用此者遍天下，資產亦多”。“業煙草者多閩人賴、盧諸姓，皆清中葉來，以其業名縣中，利頗饒，今多土人承之”。客家種煙草技術在四川逐漸得到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