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祠堂除辦學設校外，還出資幫助族內部分有培養前途而經濟困難的子弟繼續深造，對有資格參加考試的子弟，還給予重點扶持，獎勵族內學有所成的子弟。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場所和資產，開展辦學、獎學和助學的活動，對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起了積極的作用。宗族辦學或獎學、助學，在社會上形成了尊師重教的風尚，推動了客家社會力量辦學。
（一）客家社會力量興教助學
在了解客家宗族辦學之前，先看看客家社會力量興教助學情況。客家區社會力量興教助學某種意義上是客家宗族辦學的延伸。因為家族重教風尚，也使社會普遍流行重教風尚。客家社會力量興教助學情況包括商人、政界人物、軍人以及文化人士的助學。
1.客家商人的助學活動
近代商人與教育發生聯係的兩大方式是棄儒經商和商人業儒。家境貧寒、迫於生計是棄儒經商的主要原因；反過來這些商人在業儒的同時又對儒業有強烈的興趣，在致富後不遺餘力地希望子孫後代返歸儒業。客家熱心助學的商人多有棄儒經商的背景，對儒文化有難以割舍的情結。洛帶鎮巫作江12歲讀書，“偉公命之就傅受學，亦能日記百餘言”，後因“艱於衣食，旋棄儒業，自十五歲貨殖重慶”，後在洛帶發家致富。致富後，積極興辦私學堂，培養後人。在洛帶鎮辦起私學堂，並實行獎學製度。巫作江的後裔人才輩出，後繼有人，這與巫作江的助學分不開。金堂曾氏是客家助學、獎學的典型家族。金堂曾秀清棄儒經商而致富後，資助清寒子弟讀書，“姚渡置一店，往來儒紳過從者，必厚禮之，人比於鄭莊驛，雲邑中書院膏火不能濟寒士，公特施地百餘畝，其寒士遊泮暨鄉舉者從厚助”。
2.客家政界人物的助學活動
以曾秀清後代曾道和曾紹琪叔侄兩人的熱心助學為代表。
曾道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曾紹琪，北京法政學堂畢業，曆任四川省議員、四川鹽運使署秘書長及代理鹽運史等職。叔侄兩人興教助學的典型事例有三：一是開風氣之先，設立女學。1930年動員族人捐出城廂鎮餘家灣的曾氏宗祠五福堂作校舍，在原金堂縣立中學內首次增設女生部，後該部發展為單設的金堂縣立女子初級中學；二是抗戰期間動員族人騰出曾家老寨300多間房屋，爭取到山西“銘賢學校”搬遷到金堂，並力促該校增設大專部，後發展為銘賢學院。據統計，僅當年曾在銘賢學校就讀而成為教授和研究員以上的高級科技人員，迄今就達200餘人；三是銘賢學校遷回山西後，在原校址上為“私立蜀賢中學”的創辦積極出力，曾道任董事長，曾紹琪任副董事長，主持校務，曾紹琪每年捐穀200石作獎學金，兩叔侄多方為學校募集資金，設“工讀生”、“獎學金”，對清寒學生免收學雜費，以獎助品學兼優的貧寒學生。上述舉措為客家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3.客家軍人的助學活動
客家軍人的助學活動除前文提到的孫震將軍出資創辦的樹德小學外，這裏重點談客家人王銘章烈士捐資辦學。王銘章出征前曾告誡家屬說：“我幼年雙親相繼病逝，家境窘迫，無力讀書，後賴心田大爺爺的資助，才畢業於新都縣高小第一班，讀書不多，便到軍隊。現在新都還沒有一所像樣的中學，我很有心在新都辦一所學校，為家鄉謀利，為國家培育人才，但至今尚未實現。”1938年王銘章犧牲後，為實現烈士的遺願，王銘章遺孀周玉華決定將政府給予的特恤費1.2萬元捐資創辦銘章中學，1941年6月周玉華又捐田產613畝，將所收859石租穀作辦學經費。中學校址占地60畝，由創辦人周玉華於私有田產內撥出，贈與學校，1945年再捐校門外田地20畝擴充校址。
此外，還有客家文化人的助學活動，如著名詩人兼音樂家葉伯和祖父葉祖誠，清光緒朝五品銜光祿寺署正，誥封朝議大夫。廢科舉後，他捐資創辦成都崇實學堂。
以上社會各界的辦學或助學多屬於私人行為，且獎學活動擴大到家族外，超出了傳統的血緣界線，但在傳統的宗族社會中，社會力量興教助學是客家宗族獎學、助學的有益補充和延伸。客家族譜也鼓勵家族個人以各種形式獎學或助學，以回報宗族、光宗耀祖。
（二）宗族獎學、助學概況
傳統的宗族社會中，宗族辦學多為義塾，不收學生費用，專為族內清寒子弟提供讀書機會。無論是科舉時代還是學校教育時代，客家家族在強烈的宗族觀念中，都希望本族人才輩出，因而在傳統的宗族社會，客家宗族的獎學、助學活動一直存在。
1.科舉時代“趕考有助，及第有獎”
科舉時代的獎學、助學包括對宗族子弟考試費用的補貼和對取得科舉功名的獎勵兩種情況，即“趕考有助，及第有獎”。如雍正年間從福建入川的漢州張氏規定：“子弟童試及歲科、鄉試、會試等有補助相關費用，考上者另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