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出“鼓動通俗劇”以一個布爾喬亞經理為故事中心，他詐騙了這個工廠的安全基金，結果到了瓦斯漏氣事件發生時，廠內找不到防毒麵具。工人設法堵住漏氣孔，表演結束時，工人又回到工作上，打開噴射器，把工廠內部照亮。
當時，愛森斯坦製作完成這部戲後，還將該劇搬到莫斯科瓦斯工廠去演出。然而，愛森斯坦卻失望了，觀眾卻對《防毒麵具》的戲劇性杜撰給予了迎頭痛擊。
愛森斯坦在1924年轉入電影界，導演的第一部影片《罷工》（1925）被《真理報》看作是“第一部真正無產階級的影片”。該片初步實現了導演的藝術設想：他把一群安插在工人裏的奸細，同貓頭鷹、虎頭狗的鏡頭穿插起來，將那些奸細比作滅絕人性的禽獸，具有深刻的諷刺意義。他又把軍隊屠殺工人的場麵同一個屠宰場殺牛的鏡頭拚接在一起，作為對殺戮無辜的象征性批判。在巴黎藝術博覽會上，《罷工》為蘇聯電影贏得了第一個國際獎項。
蒙太奇的成功
盡管《罷工》獲得了大獎，但愛森斯坦對自己的處女作並不滿意，他要創作出更好的作品。這時蘇共中央號召電影工作者為紀念俄國1905年革命20周年拍攝優秀影片。
此時，愛森斯坦選擇了黑海戰艦“波將金號”起義這一曆史題材。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戰艦波將金號起義發生於1905年。在革命洪流推動下，波將金號的水兵處決了反動軍官，升起紅旗，將軍艦開到敖德薩海港，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與支持。但沙皇政府派來軍隊，向起義水兵和平民百姓進行屠殺，起義失敗了。
這部電影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蒙太奇藝術結晶的《戰艦波將金號》。在這裏，需要簡單交代一下，目前在電影領域已經被廣泛應用的蒙太奇。
蒙太奇，是法文中文學音樂或美術的組合體的音譯，原為建築學術語，意為構成、裝配。現在是影視電影創作的主要敘述手段和表現手段之一。簡要地說，蒙太奇就是根據影片所要表達的內容，和觀眾的心理順序，將一部影片分別拍攝成許多鏡頭，然後再按照原定的構思組接起來。一言以蔽之：蒙太奇就是把分切的鏡頭組接起來的手段。
當在19世紀末拍出曆史上最早的影片時，他是不需要考慮到蒙太奇問題的。因為他總是把攝影機擺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即全景的距離，把人的動作從頭到尾一氣拍完。後來，人們發現膠片可以剪開、再用藥劑黏合，於是有人嚐試把攝影機放在不同位置，從不同距離、角度拍攝。他們發現各種鏡頭用不同的連接方法能產生驚人的不同效果。這就是蒙太奇技巧的開始，也是電影擺脫舞台劇的敘述與表現手段的束縛，有了自己獨立的手段的開始。
後來，電影有了聲音，這時電影從創作到理論都發生了一次極大的震動。畫麵有了聲音，不再是單純的視覺的解釋，電影能夠更逼真地反映生活，原來無聲片合法的許多假定性的東西，以及作者直接表達自己見解的方法，不再適用了。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蒙太奇之父愛森斯坦開始了對蒙太奇的嚐試。在愛森斯坦看來，蒙太奇不僅是電影的一種技術手段，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哲學理念。他指出：兩個並列的蒙太奇鏡頭，不是“二數之和”，而是“二數之積”。
《戰艦波將金號》是愛森斯坦1925年拍攝的，是蒙太奇理論的藝術結晶，片中著名的“敖得薩階梯”被認為是蒙太奇運用的經典範例。
在這部電影中，愛森斯坦多次運用了蒙太奇手法。當時，愛森斯坦和基賽到克裏米亞拍片時來到當年的沙皇行宮，看見石階上的大理石獅子雕塑，一隻獅子躺著熟睡，旁邊一隻醒了，第三隻正在爬起……基賽對這三隻獅子十分感興趣，說隻要拍攝三個石獅的片斷，就能剪輯成一隻石獅跳起來的鏡頭。他將三隻石獅分別拍下，經過剪輯，果然三隻沒有生命的石獅變成一隻跳起來的石獅。影片表現大屠殺場麵時，曾切入一隻石獅跳起的畫麵，給觀眾傳達了這樣一種印象：似乎連石頭也要起來怒吼！
在這部影片中，還有一個著名的“敖德薩階梯”，已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範例：一個鏡頭是沙皇軍隊的大皮靴沿著階梯一步一步走下去，另一個鏡頭是驚慌失措的奔跑的群眾；然後又是邁著整齊步伐的士兵舉槍射擊，然後再是人群中一個一個倒下的身影、沿著血跡斑斑的台階滾下的嬰兒車、抱著孩子沿台階往上走的婦女……兩組鏡頭交相衝擊，產生了令人歎服的藝術效果。
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使這部電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戰艦波將金號》標誌著電影發展的一個進步，愛森斯坦把蘇聯電影事業的發展推人了藝術上富於表現力的現實主義的新階段。
當時，《戰艦波將金號》引起世界轟動，在國外，即使是那些很少進電影院的人也都急著去看一看這一部出人意料、震驚世界的蘇聯藝術作品。就這樣，《波坦金戰艦》在海外為蘇聯的電影工業賺取前所未有的豐厚利潤，也為蘇聯電影的外銷大開門徑。該片在德國成績最是斐然，成為一九二五到二六年間最賣座的電影。在美國，該片僅在藝術電影院放映，但已為蘇聯電影打開了美國市場。在多數國家裏，《波坦金戰艦》往往遭到電檢的幹擾，但即使剪去部分畫麵，該片仍廣受觀眾歡迎，並贏得知識分子的讚美。這部電影也成為左翼政治活動的集會重點，經常在工人的俱樂部和政治會議上放映和討論。
在觀眾非常看好這部電影的同時，評論界也沒有閑著。在德國，《戰艦波將金號》的影響深深印在許多德國藝術家們的腦海之中。德國主要報紙《柏林日報》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