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圍繞良知與見聞的關係問題所作的上述分析，與“良知見在”理論究竟有何關聯呢？如果我們注意到上麵所引用的陽明之說，那麼就不難理解良知固非見聞亦不離見聞這一觀點，所要闡發的正是一種“良知見在”說，按陽明的說法則是：“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在這裏，“見聞之知”的“見聞”一詞是被置於日用、酬酢等日常生活的關聯之下使用的，這樣一來，良知與見聞，主要不是良知與知識的關係，而成了良知與生活的關係。而按照陽明的良知觀念，良知不僅是亙古亙今的抽象存在，更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當下存在，所以說，“千頭萬緒”的日常生活，事實上“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反過來說，如果脫離日常生活，那麼良知便無由可致。也正由此，心齋又有另一個重要命題：“百姓日用即道”。
三 日用即道
心齋曾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來強調他的“日用即道”的觀念，此即以“童仆往來”為喻，來論述“百姓日用即道”這一命題：
先生（指心齋）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仆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關於這段記述，黃宗羲是這樣記載的：
陽明以下，推辯才惟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指心齋）於眉睫之間省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仆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值得注意的是，黃宗羲采用了與龍溪相比較的描述方式，指出龍溪雖有“辯才”，但不能取信於眾人，唯有心齋卻能根據“僮仆往來動作處”來加以指點，令聽者感動歡欣鼓舞。這也指明了心齋思想之於普通百姓的親近性。
回過來看心齋的上述比喻，他所闡發的是這樣一層道理：良知之在人心是不假安排的、見在具足的，因此良知本體也就必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所呈現，在這個意義上所以說“百姓日用即道”。
具體而言，其意是在百姓日用中無不體現著“道”的存在。然而對於這樣一層道理，“初聞者”卻不能領會。若按我們的分析，不但是“初聞者”，即便是深造自得的學者對此也會有所疑義。因為，一個顯見的事實是，百姓日用或日常生活或庸常之舉，是否無條件地合乎“道”，是否完全地合乎“理”或“良知心體”，恐怕是不能遽然斷定的。這一懷疑的根據在於，由於生活世界中充滿著人心的險惡、私欲的流行等現象，所以我們不能把生活中的行為所顯現出來的現象直接認為是行為本身“本來如是”的樣子，是無條件地合乎“所當然”及“所以然”之原則的行為。為了消解這一懷疑，王心齋作了一個比喻，而任何比喻對於義理的呈現總是有局限的，因為比喻所援用的事例是經驗現象，它與事物本身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間隙”，兩者之間隻能接近而不可能達到完全一致，心齋的比喻也存在著這一問題。他比喻道：就以“僮仆往來動作處”為例，他們的一舉一動何嚐有所“安排”，他們的動作都是順其自然的，而且從他們的動作中所體現的服侍主人的“心”也是順其自然的，這就叫做“順帝之則”（意謂合乎理的原則）。
那麼，心齋的這個比喻到底存在著什麼問題呢？為了更為清晰地了解心齋此喻的背後所蘊涵的真意，我們在這裏不妨來看一下羅近溪所舉的類似的例子，他的例子顯然受到了心齋的啟發，但所述更為具體詳盡，因此也顯得有些冗長：
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眾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終不然，此小仆也，能戒慎恐懼耶？”餘不暇答，但徐徐雲：“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眾曰：“有三層。”餘歎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仆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卻日用不知。”餘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
徐為之解曰：“汝輩隻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隻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隻是童子獻茶來時，隨眾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眾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黃宗羲則記錄了羅近溪與胡廬山、諸南明的這樣一幅對談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