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這首詩的一個大意。其宣揚的要點有二：其一，該歡樂一定要歡樂；其二，歡樂消費時也不要忘乎所以，不要過分奢華，還要想到平時，想到一些突發事情，還要想到未來。兩者對峙，恰如“兩岸青山相對出”，其實對峙，就是要“擠出”一個中庸適度的大原則。過年的歌唱，唱的是“過日子”的哲學。寫哲學史的，是不是該給這首詩留出一行半行的地方呢？不過，詩篇的“中庸”，還不是後來儒家“喜怒哀樂”的中庸，詩篇講的是如何安排生活，如何處理享樂與節製的關係。
這一點，在後來的儒家文獻裏也是有響應的。儒家文獻《禮記》記載“子貢觀於蠟”，所謂的“蠟”（zhà），就是古代年終大祭。祭之後還有飲酒，是古代年節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次孔子門徒子貢去觀看蠟祭，回來孔子問他：賜（子貢名端木賜），觀感如何呀？子貢回答：哎喲，這個節日真有點太放肆了，“一國之人皆若狂”！大家大吃大喝，喝醉了許多人，狂歡得過分了，“賜未知其樂也”！我不覺著它有多麼樂。孔子聽了，卻說：“百日之蠟，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孔子說，這你就不懂了，“百日之蠟，一日之澤。”“蠟”字解釋上有分歧，它也寫作“臘”（xī），肉幹的意思。
所謂“百日之蠟”就是“百日之臘”，是說鄉民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都過的是節儉、幹枯的日子，“一日之澤”，今天放開、滋潤地過一下，是必要的。道理就在，孔子說：“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如同弓箭的“一張一弛”這是“文武之道”，農耕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艱辛的勞作，生活很枯澀、艱苦，就像曬幹的肉似的，很幹枯。不適度地放縱一下，不潤澤一下，生命還怎麼延續？像拉弓一樣，弓老是張著，最後是要崩斷的。所以，生活要張弛有度。孔子這樣說，把節日的生活意義充分表達出來了。人為什麼要過節？而且現代人，一周就要休息兩天，其實就是文武之道。其實孔夫子所說的道理也不是他發明的，《蟋蟀》的“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就是孔子言論的先聲。古人說“溫柔敦厚”是詩教的結果，其實“好樂無荒”也是後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哲學。富日子好說，就是窮日子，窮的如楊白勞，過年也要給寶貝閨女買一段紅頭繩紮在頭上，喜氣一把。
詩篇既然表達的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哲學，於是，問題也就隨之而來，這一“中道”的生活原則又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它的文化背景是什麼？這可以從“過年”這一節日的起源來回答，因為有了年節，才有過年的歌唱。中國人說的過年，其實包含諸多節目，例如上麵所說的“蠟”，就是其中很重要一個環節。有文獻說“伊耆氏始為蠟”，“伊耆氏”就是傳說中“堯舜”的“堯”，堯的姓就是伊耆氏。那麼，《蟋蟀》這詩篇會不會是堯舜時代的作品？當然不是，不僅不是，而且按照過去說法，其時代要到西周與春秋之際，時間上遠了去了。《毛詩序》就說這首詩是諷刺晉國君主的，“唐風”就是晉國地域的風詩，所以《序》說刺晉君。可是篇章之內，讀不出來任何“刺”的意思，這說法也就難以取信於人。
這就是這首詩的一個大意。其宣揚的要點有二：其一，該歡樂一定要歡樂；其二，歡樂消費時也不要忘乎所以，不要過分奢華，還要想到平時，想到一些突發事情，還要想到未來。兩者對峙，恰如“兩岸青山相對出”，其實對峙，就是要“擠出”一個中庸適度的大原則。過年的歌唱，唱的是“過日子”的哲學。寫哲學史的，是不是該給這首詩留出一行半行的地方呢？不過，詩篇的“中庸”，還不是後來儒家“喜怒哀樂”的中庸，詩篇講的是如何安排生活，如何處理享樂與節製的關係。
這一點，在後來的儒家文獻裏也是有響應的。儒家文獻《禮記》記載“子貢觀於蠟”，所謂的“蠟”（zhà），就是古代年終大祭。祭之後還有飲酒，是古代年節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次孔子門徒子貢去觀看蠟祭，回來孔子問他：賜（子貢名端木賜），觀感如何呀？子貢回答：哎喲，這個節日真有點太放肆了，“一國之人皆若狂”！大家大吃大喝，喝醉了許多人，狂歡得過分了，“賜未知其樂也”！我不覺著它有多麼樂。孔子聽了，卻說：“百日之蠟，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孔子說，這你就不懂了，“百日之蠟，一日之澤。”“蠟”字解釋上有分歧，它也寫作“臘”（xī），肉幹的意思。
所謂“百日之蠟”就是“百日之臘”，是說鄉民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都過的是節儉、幹枯的日子，“一日之澤”，今天放開、滋潤地過一下，是必要的。道理就在，孔子說：“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如同弓箭的“一張一弛”這是“文武之道”，農耕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艱辛的勞作，生活很枯澀、艱苦，就像曬幹的肉似的，很幹枯。不適度地放縱一下，不潤澤一下，生命還怎麼延續？像拉弓一樣，弓老是張著，最後是要崩斷的。所以，生活要張弛有度。孔子這樣說，把節日的生活意義充分表達出來了。人為什麼要過節？而且現代人，一周就要休息兩天，其實就是文武之道。其實孔夫子所說的道理也不是他發明的，《蟋蟀》的“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就是孔子言論的先聲。古人說“溫柔敦厚”是詩教的結果，其實“好樂無荒”也是後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哲學。富日子好說，就是窮日子，窮的如楊白勞，過年也要給寶貝閨女買一段紅頭繩紮在頭上，喜氣一把。
詩篇既然表達的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哲學，於是，問題也就隨之而來，這一“中道”的生活原則又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它的文化背景是什麼？這可以從“過年”這一節日的起源來回答，因為有了年節，才有過年的歌唱。中國人說的過年，其實包含諸多節目，例如上麵所說的“蠟”，就是其中很重要一個環節。有文獻說“伊耆氏始為蠟”，“伊耆氏”就是傳說中“堯舜”的“堯”，堯的姓就是伊耆氏。那麼，《蟋蟀》這詩篇會不會是堯舜時代的作品？當然不是，不僅不是，而且按照過去說法，其時代要到西周與春秋之際，時間上遠了去了。《毛詩序》就說這首詩是諷刺晉國君主的，“唐風”就是晉國地域的風詩，所以《序》說刺晉君。可是篇章之內，讀不出來任何“刺”的意思，這說法也就難以取信於人。
近年不斷有新的出土文獻出來，其中就有清華大學從文物市場收購的一批戰國竹簡，大家都叫它“清華簡”。簡中有一篇文獻叫《耆夜》，與《蟋蟀》篇頗有關係。《耆夜》篇講，周武王八年，派遣大臣畢公去征伐黎，黎就是耆，其地就在今天山西黎城縣一帶。這裏有壺關等重要關口，是太行山通向東部華北平原的咽喉要路。後來西周還在黎封了一個諸侯國，國君也是畢公的後代，不過這個邦國出現在一些文獻中時不叫黎，而叫“楷”。2007年在黎城縣的一次考古發現，證明青銅器銘文中的楷國就在黎。畢公伐黎，是周人滅商的重大步驟之一，所以，畢公戰勝歸來，舉行了一次重要的典禮，即向祖宗報告戰爭勝利的“飲至”禮。參加典禮的除了周武王、畢公之外，還有周公。宴會上，每人輪流賦詩，輪到周公時，他就唱了一首與《蟋蟀》大同小異的詩。這就是清華簡上“戰國版”的《蟋蟀》篇。說大同小異，實在是因為兩者差別有限。隻是句子有分別，如“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這一句，清華簡本作“大夫之事，不喜不樂，日月其除”，把“今我不樂”這一句，分作兩句說，而意思卻是一樣的。此外，還有些個別字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