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一問世，有不少學者以為《蟋蟀》這首詩是西周建國之前的詩篇。這就有點吠影吠聲了。這裏，先要問的是清華簡究竟是什麼時候的文獻？它講的故事是西周的，可作為文獻真是西周時的嗎？所以，看戰國竹簡有什麼說法就率然相信，這樣的態度並不可取。然而，清華簡的記載，卻可以提醒我們，可能像《蟋蟀》這樣提醒人們“好樂無荒”歌唱早就有，但是，這不是說，早就有像今天我們讀到的《蟋蟀》這樣的章節、這樣的字句、這樣水平頗高的篇章而是說，詩篇作表露的觀念可能由來已久。一種流傳民間很久的歌唱，與經過寫定的詩篇之間是有明顯的差距的。現在看到的詩篇的藝術水準，無論如何也是西周建立以後若幹年才有的藝術。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蟋蟀》過年歌，應當是經過西周春秋之際的采詩者或其他什麼人加工過的。但是，詩篇所表達的中道節製的思想觀念，應該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比西周還早的農耕文明發祥成型的遠古時期。那麼，詩表達的生活經驗可以追到哪兒呢？可以追到我們中國人創立農耕生活的古老時代。
這可能就與上麵說到的“伊耆氏始為蠟”有關聯了。古人相信，堯舜時期是中國文教償命之始。這也頗得考古方麵的證明。古代中國的農耕生活，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到距今天四五千年時，與傳說的堯舜時期相合，考古發現，古代農耕文明的確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例如在今天山西襄汾縣的陶寺村，就發現了大型城邑（有人甚至稱之為“堯舜城”），更重要的是，還發現了迄今為止全世界最早的天文觀象台。天文觀象台跟農耕有什麼關係？關係大極了！中國是大陸性季風氣候，一年四季分明，時間流轉，種地就如老話說的，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所以把握時令，抓住耕種時機，就成了與農耕生產息息相關的重要科技活動。天文觀象台的發現，表明當時人對時令的掌握已有重大突破。《尚書·堯典》就記載，堯在位的時候專門就搞了曆法上的創新，而堯的時代，正與考古發現的陶寺遺址的年代很接近。《論語》最後一篇也說，當堯把天下讓給舜時，他說了一句話：“天之曆數在爾躬。”“天之曆數”的“曆數”，其實就是一年的節令，什麼時令到來，指導農夫該如何種地，都在你身上，你掌握著。有這樣的本領就可以做萬民的領袖。所以，古人把中華文明的昌盛之始推到堯舜時代，不是無因而至的。同時，巧的是，文獻又說“伊耆氏始為蠟”，過年很可能就是從農耕文明開始昌明的堯舜時代開始的。
關於蠟，前文曾提到了，現在有必要再多說幾句。《禮記》有《郊特牲》篇，說“天子大蠟八”。“蠟”的本義是什麼？就是“索”的意思，就是求索。求索什麼？“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就是把與農耕生活有關的各種神靈集到一起加以獻祭、款待。“蠟八”涉及八種神靈，計有先嗇、司嗇、郵表畷、坊、水庸、貓、虎、昆蟲等。先嗇是神農，司嗇是後稷之官，他們是對農耕有貢獻的人；貓，幫人們抓田鼠；虎，幫人們抓野豬，過年時要迎貓送虎；郵表畷，是田野通道亭舍和田界標記物，坊，就是堤壩；水庸是溝渠之類。這些，先民認為都對農事有幫助，要祭祀；至於昆蟲，要想不讓它肆虐，也要祭祀為宜。而且，祭祀這些神靈，還有蠟辭流傳下來：“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詞義簡古，應當是很古老的詩篇。總之，蠟祭是一個大報恩的節日，顯示農民特有的厚道，不論什麼，隻要幫助過我們，就一定要感謝。可以為害卻沒有為害的，也要示好。這就是古老的農民，生活在天地之間，與天地萬物最親近。
文獻記載的蠟年節是不是全都與遠古一樣，不敢說，但大模樣應該是有的。那麼，既然遠古時代已經有了蠟祭，且有了蠟辭，那麼，說那時就有了《蟋蟀》“遠古版”的歌唱，就不會是太荒腔走板的說法吧。人們在創造著中國式樣的農耕生活時，也會體驗自己所保有的農耕生活的方式方法、行為舉措的真諦，“好樂無荒”的中道思想，在很古老的時候產生，可以說是很自然的。
再讓我們回到《蟋蟀》篇。詩“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無以大康，職思其憂”的正說反說，其實含著的是“長顧後慮”這四個字。其“中道而行”的實質，就是生活既要消費，也要有儲蓄以備不測。其實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憂患意識，有時思無，正是農耕社會才會有的生活觀念。而且，這樣的觀念，是中國農耕社會特有的生活觀念。何以這樣說？古代農耕，地域上以黃河流域為主，這裏的北溫帶氣候，災荒特多。老話常說，就是堯舜明君，也有洪水滔天。過去有位鄧安特先生寫《中國救荒史》，兩千多年的統計，洪澇幹旱，蝗蟲水禍，每年都有一兩樣；另外，農耕累積財富也緩慢；不節儉積蓄地過日子，如何度過各種的艱難？所以，《蟋蟀》表達的觀念，正是根植於這樣的自然環境。如此，節製中道的觀念，不僅發源早，還流傳得十分久遠。不僅民間如此，就是王朝、國家，也是如此。
漢初賈誼的大文章《論積貯疏》不就強調國家要儲蓄嗎？這幾乎就是中國人的第二天性，節儉積蓄，長顧後慮，即使在經濟高度現代化的今天，不也還是許多人信奉的家庭經濟學嗎？老話說“詩可以觀”，“觀”就是觀察社會，觀察組成社會成員的文化天性，亦即“民性”。又說：學《詩》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君”，翻譯一下，就是從政；從政就難免涉及經濟。海外放洋學了幾年洋經濟學，回國就模仿格林斯潘、伯南克那一套，加息減息，收利息稅，可是城鄉儲蓄還是與日俱增，手段固然洋氣、高明，可就是不起好作用。其實就是不懂得國人生活觀念上的文化天性的結果。須知經濟學也是有文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