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裏，人們都歌唱起來，並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裏，給流傳到後代。……四個文化，在悠久的年代裏，起先是沿著各自的路線，分途發展，不相聞問；然後，慢慢的隨著文化勢力的擴張，一個個的胳臂碰上了胳臂，於是吃驚、點頭、招手、交談。日子久了，也就交換了觀念、思想與習慣。最後，四個文化慢慢的都起著變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致總有那麼一天，四個的個別性漸漸消失。於是不能改變，也不必改變，
這就是“這個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一句話的注腳，但是他隻能從中國文學史下手。而就是“這角落”的文學史，也有那麼長的年代，那麼多的人和書，他不得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鑽到“故紙堆內討生活”，如給臧先生信裏說的。於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據癖”。青年們漸漸離開了他。他們想不到他是在曆史裏吟味詩，更想不到他要從曆史裏創造“詩的史”或“史的詩”。他告訴臧先生：“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他要創造的是嶄新的現代的“詩的史”或“史的詩”。這一篇巨著雖然沒有讓他完成。可是十多年來也片段的寫出了一些正統的學者覺得這些不免“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就戲稱他和一兩個跟他同調的人為“聞一多派”。這卻正見出他是在開辟著一條新的道路，而那披荊斬棘，也正是一個鬥士的工作。這時期最長，寫作最多，到後來他以民主鬥士的姿態出現。青年們又發現了他，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行動雖然時時在要求著他，他寫的可並不算少，並且還留下了一些演講錄。這一時期的作品跟演講錄都充滿了熱烈的愛憎和精悍之氣，就是學術性的論文如《龍鳳》和《屈原問題》等也如此。這兩篇，還有雜文《關於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吧。這時期他將詩和“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說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確不會讓政治的圈兒箍住的。
他在“故紙堆內討生活”，第一步還得走正統的道路，就是語史學的和曆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研究唐詩。他本是個詩人，從詩到詩是很近便的路。那時工作的重心在曆史的考據，後來又從唐詩擴展到《詩經》《楚辭》，也還是從詩到詩。然而他得弄語史學了。他於是讀卜辭，讀銅器銘文，在這些裏找訓詁的源頭。從本集二十二年給饒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時他是如何在謹慎地走著這正統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遊遊，尤其想看洛陽——杜甫三十歲前後所住的地方”。他說“不親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傳如何寫”。這就不是一個尋常的考據家了！抗戰以後，他又從《詩經》《楚辭》跨到了《周易》和《莊子》，他要探求原始社會的生活。他研究神話，如《高唐神女傳說》和《伏羲考》等等，也為了探求“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而這原始的文化是集體的力，也是集體的詩。他也許要借這原始的集體的力給後代的散漫和萎靡來個對症下藥吧，他給臧先生寫著：
我的曆史課題甚至伸到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
他不但研究文化人類學，還研究佛羅依德[1]的心理分析學來照明原始社會生活這個對象。從集體到人民，從男女到飲食，隻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終於要研究起唯物史觀來了，要在這基礎上建築起中國文學史。從他後來關於文學的幾回演講。可以看出他已經是在跨著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