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為民主運動獻出了生命，再也來不及打下這個中國文學史的基礎。他在前一個時期裏卻指出過“文學的曆史動向”。他說從西周到北宋都是詩的時期，“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都是詩史”。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說與戲劇。“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從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他說：“是那充滿故事興味的佛典之翻譯與宣講，喚醒了本土的故事興趣的萌芽，使它與那較進步的外來形式相結合，而產生了我們的小說與戲劇。”而“第一度外來影響剛剛紮根，現在又來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帶來的印度影響是小說戲劇，第二度基督教帶來的歐洲影響又是小說戲劇”。於是乎他說：
四個文化同時出發，三個文化都轉了手，有的轉給近親，有的轉給外人，主人自己卻沒落了，那許是因為他們都隻勇於“予”而怯於“受”，中國是勇於“予”而不太怯於“受”的，所以還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僅僅不怯於“受”是不夠的，要真正勇於“受”，讓我們的文學更徹底的向小說戲劇發展，等於說要我們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這是一個“受”的勇氣的測驗，也是我們能否繼續做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測驗。
這裏強調外來的影響。他後來建議將大學的中國文學係跟外國語文學係改為文學係跟語言學係，打破“中西對立，文語不分”的局麵，也是“要真正勇於受”，都說明了“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那句話。可惜這個建議隻留下一堆語句，沒有寫成。但是那印度的影響是靠了“宗教的勢力”才普及於民間，因而才從民間“產生了我們的小說與戲劇”。人民的這種集體創作的力量是文學史的發展的基礎，在詩歌等等如此，在小說戲劇更其如此。中國文學史裏，小說和戲劇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終隻當它們是消遣的玩意兒，不是一本正經。小說和戲劇一直不曾能夠脫去了俗氣，也就是平民氣。等到民國初年我們的現代化的運動開始，知識階級漸漸形成，他們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接受了歐洲的影響，也接受了“歐洲文學的主幹”的小說和戲劇，小說和戲劇這才堂堂正正的成為中國文學。《文學的曆史動向》裏還沒有顧到這種情形，但在《中國文學史稿》裏，聞先生卻就將“民間影響”跟“外來影響”並列為“二大原則”。認為，“一事的二麵”或“二階段”，還說：“前幾次外來影響皆不自覺，因經由民間；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為自覺的。”
他的那本《中國文學史稿》其實隻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的大綱，還待整理，沒有收在全集裏，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分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們看看：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摶成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黎明夏商至周成王中葉（公元前2500——1100）約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從三百篇到十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五百年的歌唱周成王中葉至東周定王八年（陳靈公卒，（國風）約終於此時，前1099——599）約五百年
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周定王九年至漢武帝後元二年（前598——87）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一個過渡期間漢昭帝始元元年至東漢獻帝興平二年（前86——後195）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從曹植到曹雪芹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詩的黃金時代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不同型的餘勢發展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南宋恭帝德佑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故事興趣地醉覺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國六年（1277——1917）六百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