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蘇軾於六祐七年（1092）三月，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滌的請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韓愈廟所撰寫的碑文。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並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碑文寫得感情澎湃，氣勢磅礴，被人譽為“宋人集中無此文字，直然淩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韓愈）而上之”。
開頭兩句蓄足了氣勢，“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劈空而來，突兀高亢，豪邁警策，為下文論述浩然之氣作了充分的鋪墊。作者並沒有急於說出具體是誰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遠的影響，而是繼續泛論這種偉人的作用，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接著又舉出“申侯、呂侯是嶽神降生，傅說死後變為列星”的古代傳說來說明這類偉人降生到這世上來是有目的的，從這世上逝去後也能有所作為。於是，文章順勢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並說明這種氣無所不在，“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並不吝筆墨，連用三組排比句，從所遇對象的反應、此氣存在的條件和此氣存在的方式這三個方麵來具體予以描述、評論。
第二段轉入評述其道德文章，采用欲揚先抑的手法。碑文先強調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當時文風日下，內容空虛，陳言泛濫。一直到貞元、元和之際，“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用“談笑”“麾之”“靡然”等詞語來強調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號召力之強、聲勢之大，使前文的低迷文風為之一振。接著連用四個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一個分句一個方麵，從文、道、忠、勇四個方麵來盛讚韓愈的道德文章和為人行事。這幾句話概括力極強，氣勢充暢，成為整個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傳千古、膾炙人口。至此，讀者才能充分理解，原來碑文首段所放筆泛寫的浩然正氣，實際上是句句都在描寫韓愈。由此可見此文立意的精巧，獨具匠心。
第三段完全轉換角度，另起爐灶，從論“天人之辨”入手。歸納韓愈的一生是凡屬天意者，都能取得成功；凡屬人為者，幾乎全遭失敗。所以得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的結論。這樣論說，不僅能與上文論述浩然之氣的話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強調韓愈受到貶滴、遭遇誹謗、不能安身於朝廷，全是人為的結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這樣寫，不僅是為了歌頌韓愈的忠誠和正直，也寄寓著作者對韓愈在政治上屢遭陷害打擊的無比憤懣。
碑文第四段重點描寫韓愈在潮州的政績以及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之情。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興辦教育事業，故“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說明韓愈的政績和民間影響之深遠，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
行文至此，作者意猶未盡，為了進一步抒寫自己對於韓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在碑文最後又創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詩中想象韓愈是天仙下凡，是“下與濁世掃秕糠”的；他的詩歌成就極高，可以“追逐李杜參翱翔”；他忠誠耿直，敢於“作書詆佛譏君王”；他感動上蒼，“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這種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韓愈的業績，天人共鑒，韓愈的精神，感天動地，從而表現一位古文運動完成者對於古文運動開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緊密呼應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文心之深細嚴密，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這篇碑文將議論、描述、引征、對話、詩歌等熔鑄於一爐，高論卓識，雄健奔放，駢散兼施，文情並茂。正如黃震在《三蘇文範》中所稱讚的：“《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後人評論
王世貞：“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迭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禦選唐宋文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