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與《六國論》一起，都是蘇轍在嘉祐五年（1060）參加製科考試時寫的。兩文都是評論曆史，借古喻今，供宋朝皇帝以古為鑒汲取教訓，在治國安民時作為參考。
本文雖是評述三國史實這麼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並沒有拾人牙慧，議論曹操、孫權、劉備三方如何相持角逐，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而是別具一格，把重點落在分析劉備何以最終未能統一天下的原因上。作者把劉備作為文章議論的中心人物，而且將劉備與漢高祖劉邦相比，以顯示劉備的弱點，從而揭示他在三國鼎立的局麵中未能勝出、未能統一天下的本質原因。
文章開頭便提出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吊足了讀者的胃口。首段論說氣勢十足，琅琅上口，尤其是對三國鼎立，曹、孫、劉角逐天下的曆史，竟然用“兩虎相摔”來比喻，生動而又貼切。最後結論說“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連智慧和勇氣都不足以平定天下，那麼什麼能夠平定天下呢？
立論以後，開始一一舉例論證。舉出漢高祖、唐太宗的例子，說明“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舉出曹操、孫權和劉備的例子，是說明“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蘇轍認為“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可是他“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就是說，不懂得怎樣運用自己的才能尋求正確的戰略戰術，以致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具體有三個方麵：一是劉邦進了鹹陽以後，守住三秦的有利形勢，以此為據點，經營帝業，而劉備卻“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即劉備未能像劉邦那樣“先據勢勝之地”，這影響了他下一步的發展；二是雖然諸葛孔明是個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劉備手下雖有謀臣，但是沒有像劉邦那樣“廣收信（韓信）、越（彭越）出奇之將”。在軍事人才的招納上，也落後於劉邦；三是關鍵時刻不能沉住氣，在關羽與東吳作戰失敗被殺後，劉備意氣用事不顧利害，毀棄孫劉聯盟，攻打東吳，卻大敗。而劉邦“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非常有自製力，所以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篇史論，本文在寫作上也頗具特色。文章沒有一上來就直接切入三國曆史，卻是一番議論，用對偶、排比的句式泛泛論述英雄的“智”“勇”問題，以此振起全篇，然後再以英雄處世的“幸”與“不幸”導入正題，這樣的開頭給人以卓爾不凡的感覺。在全篇的論述中，蘇轍試圖通過分析劉備在三國紛爭中未能統一天下的原因，提醒當政者應如何認識自己，根據自身條件，把握住運用自己才能的時機和方法來取得勝利。
本文或舉曆史事實，或切入獨特視角，出人意表；語言富於變化，夾敘夾議，敘事簡潔明了，議論切中要害。這使得劉備不如漢高祖劉邦的結論令人信服。
後人評論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定公文鈔》卷六：“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輿家取窩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