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人生的曆史定律
中國古代有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所有的王朝在建立之初，基本都能保持朝氣蓬勃的發展勢頭，然而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立了某個“盛世”或者“治世”之後，就會迅速走下坡路，而且從頂峰一直跌到穀底，再沒有反彈的機會。
黃炎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古代王朝興亡的軌跡，“新興—發展—興盛—衰亡”這一發展過程也像是中國曆代王朝的宿命，更是封建王朝無法擺脫的絕症。
事實上，這並不隻是王朝的定律，也是皇帝的定律。中國古代有多少曾經勵精圖治的皇帝，在誌得意滿之後便荒淫無度、剛愎自用，將大好江山毀在自己手中。也有一些幸運者，江山沒有毀在他們手上，但或者給王朝留下了後患，比如乾隆，又或者給自己留下了不光彩的記錄，比如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國古代是少有的一位皇帝。他沒有以權術和鐵腕駕馭大臣，而是靠信任；他並不顧忌皇帝“永遠正確”的麵子，而是鼓勵大臣進諫；他更沒有搜刮天下以滿足個人私欲，而是提倡以民為本、富國安民。可以說，從這些方麵來講，他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古代皇帝的楷模，是古代皇帝的道德標兵。
他結束了隋朝末年以來長達十幾年的戰亂與經濟倒退，讓掙紮在溫飽線上的百姓能夠過上安穩的日子；他廢止了許多不合理的政治製度，采用了精兵簡政的策略，提高了行政效率；他遏製了野心勃勃的突厥南下進犯中原的陰謀，將邊疆防線推進到廣袤的西域。在他統治時期，出現了大亂之後的大治，史稱“貞觀之治”。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為世人所稱頌的皇帝，也逃不過“黃炎培定律”。在他統治的後期，對大臣不再信任，而是胡亂猜疑，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就推倒了魏徵的墓碑；他麵對大臣的苦諫，不為所動，遠征高麗慘遭敗績；他對大臣不再坦誠相見，而是用權術考驗他們的忠誠，將名將李勣一貶千裏；他麵對皇子之間的爭鬥一籌莫展，甚至想要自尋短見……這樣的一個唐太宗，與意氣風發的貞觀天子簡直判若兩人。
為什麼會這樣？
也許，對唐太宗這個特殊的個體進行分析，我們就能找出“黃炎培定律”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而找到破解這一定律的辦法。
首先，皇帝也是人，是有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樂的正常人。一個正常人不能將個人的欲望壓抑太久，所以禮賢下士也好，虛心納諫也好，都不能一直堅持下去，否則不是扭曲人性，就是變成形式主義。唐太宗沒有讓這些變成形式主義，所以他隻能放棄。
原因很簡單，在他建立起驕人的功業，誌得意滿之後，作為一個普通人，自然會產生滿足感與自大感，而這種情緒又影響了他的接受能力，一切直言進諫聽起來都十分刺耳，他大概會覺得那是對自己偉大功績的貶低與誣蔑。
同時，他又是一個在腥風血雨、崢嶸歲月中走出來的戰士。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身經百戰、殺人無數，看慣了生命的凋零，自然會產生一種麻木感。也許，在登基之初，他會有一種天降大任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驅趕著他將一切做到盡善盡美，但一旦時過境遷，久違的麻木感就會重新降臨，讓他不再體恤生命，因而發動一次次勞民傷財的戰爭。
另外，他還是一個對權力有欲望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夠勵精圖治，也是為了實現政治上的抱負，而他又不是按照傳統的皇位繼承製度登上皇位的，而是靠一場血腥的政變。於是，這場政變成了他永遠放不下的心理負擔，篡位的罪名時時壓得他喘不過氣，他需要證明自己比死去的對手強，但證明了之後呢？他又能做些什麼？失去了目標，失去了鬥誌，他被那沉重的負擔吞噬了生命的活力，當看到自己的兒子們如自己當年一樣明爭暗鬥，也許他會覺得這是一場報應，於是更加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唐太宗，一個完整的唐太宗。作為普通人、戰士、政治家，他的一生顯得複雜而矛盾、多彩而悲涼。讀懂了唐太宗，也就能讀懂被困在“黃炎培定律”中不能自拔的中國王朝和中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