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以其文治武功聞名於中國曆史，他在唐朝建立的過程中，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積極推動了李淵起兵自立，又親自率領軍隊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開國中的重要地位，成為他日後繼承皇位的重要政治資本。
太原起兵：主謀還是響應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次子，但是他卻繼承了皇位，成為一代明主唐太宗。按照中國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度，李世民繼承皇位是不合規矩的，那麼，為什麼他繼承皇位之後，沒有受到當時人與曆代道學家的批評呢？
根據史書記載，從太原起兵反隋並不是李淵自己的主意，李世民才是幕後的主謀者，李淵則是糊裏糊塗地給卷入其中。如今史學界都基本認為這是不足信的。由於李世民後來以不合法手段登上皇位，為了給自己的繼位尋找合理的解釋，所以在他統治時期所編的兩部史書《高祖實錄》與《太宗實錄》並不“實錄”，而是掩蓋李淵之功而誇大李世民之功。後來的新舊唐書，原始資料都來自這兩部實錄，自然就繼承了它們的偏差。《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已察覺到從前的史書中有抑李淵而揚李世民之舉，盡量作了調整，但並不徹底，仍堅持首謀之位在於李世民。後來王夫之讀《資治通鑒》時寫了不少揭示李淵深謀遠慮的話，是較早提出李淵在太原事件中的地位作用重於李世民的見解之人。
建國之後，曆史界也開始對太原首謀者發生質疑，但一開始時仍有不少人經多方考察後還是承認李世民的首謀地位。隨著對史料的整理和重估，終於形成了較統一的意見，即太原起事中，李淵才是主謀。
關於這一點的論述，學術界已有很多這方麵的分析，此處不再多加考證。這裏隻想提出的一點是，李淵的主謀地位得到一致確認，但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地位卻未完全確立。
從一個極端往往易於走向另一個極端。傳統史書中極力貶低李淵而抬高李世民是一個極端；如今一些人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極力貶低李世民而抬高李淵。這種翻案風的態度，不是嚴謹的史家之風。
那麼李世民的地位如何呢？很明顯，他的地位作用僅次於李淵。但這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他與李淵是互補的，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反相成的。
首先，李世民在李淵諸子中顯然是最能幹的，這無須從後來他統一全國戰爭中的表現求證，隻需看到李淵赴河東和太原時都將家眷全部留在老家，而始終隻帶李世民在身邊，就可見一斑。
但李世民的能幹是有其特定範疇的，其中一顯著範疇當然是軍事才能，這在雁門關之圍中可見。此外，李淵在河東平亂時曾遭圍困，也是李世民率騎兵為之解圍的，史書所載雖難免有溢美之詞，基本上還是能反映他早年的軍事才華的。
但在太原起事中，軍事才能並不占主要地位，僅是在晉祠反擊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實際上是楊廣派往太原監視李淵的）一役中，李世民曾布兵於街道中，協助撲殺二人時顯現了軍事方麵的才幹。
另一特定範疇則是其招攬人才的本事。這一方麵的才能非常重要，史書上記載他如何折節下交俊賢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重複。隻有幾點特別重要，需要提出以引起重視。
其一，李淵身份較尊貴，這限製了他不可能像李世民那樣無拘無束地與任何人交往。一來是交往對方未必敢於攀附；二來若他如此紆尊降貴，難免會引起楊廣對他動機的疑心。所以像劉文靜這一類地位低微但才華橫溢、滿腹雄心的庶族人才必然會樂於投效李世民。再加上他本人的好納才俊，二人便一拍即合。
所以，縱觀以後的唐初政權之中，由李淵招攬的才俊多是門戶尊貴的士族，李世民身邊則多寒門微士。這對二人在政治上傾於保守或傾於激進的取向是有一定影響的。僅就太原起事而言，若非有李世民參與，李淵要獲得士族以外的廣大庶族的支持擁護是不容易的。
其二，李世民招攬的庶族人才中，其實不僅僅限於寒門微士，甚至是亡命之徒、流氓無賴也招為己用，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當時社會的政治資源。
曾有西方政治學家指出，一切社會中都存在著一股遊離於秩序化的政治體係之外的政治力量，它的特征就是流動性與非秩序性。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將這一股政治力量引為己用，去完成秩序內的政治力量因為囿於條條框框而無法完成的任務。《鹿鼎記》中康熙之利用韋小寶，雖非史實，小說家言，卻正是這一曆史現象的典型表述。
而這股政治力量若得不到好好的利用，在秩序化占主體地位時它無力與之對抗，隻能反映為街頭流氓對社會普通秩序的騷擾；在秩序弱化時，即亂世之中，這股政治力量若被反對現存秩序者利用則可以產生巨大的破壞舊有秩序的力量。《水滸傳》也不是史實，小說家言，卻也是這一曆史現實的典型表述。
李世民招攬的人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務正業的流氓無賴，就是這一股流動政治力量被利用的表現。當然，這股力量在舊秩序中是非秩序力量，但被新秩序吸納後便成為新的秩序化力量，性質已變。
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第三個作用是其敢作敢為的作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李淵過於謹慎的性格缺陷，使他的謹慎小心不至於滑向膽小怕事。這一作用在此後的進軍長安戰事中仍會發揮出來。這不難理解。李淵年事已高，又久居高位，再加上他親眼看到楊玄感起兵中行事不慎而告覆亡，小心翼翼是必然的。但這小心有時會太過分，以致坐失良機，若非李世民從旁推動，太原起事不見得能如此迅速地取得勝利。
此處還有一個問題，即李世民在太原的所作所為，到底是由李淵直接授命幹的，還是他揣摩李淵的心思自行處理的？若是前者，則其自由度便相對較小。
我認為情況應是後者。由史書來看，其中記載了多次李世民勸說李淵起兵的言論，都是長篇大論，前後連貫，很難想象是出於偽作。多半史官偽作的是將李淵的掩飾起兵意圖之舉寫成是懦弱不敢起兵。
李世民既是揣摩李淵意圖行事，所以每每想擴大行動範圍或加快行動進度時，都須以言語挑引李淵說出心中所思所想。而李淵作狀要將他綁拿懲治，定以口出大逆不道之言之罪，其實是在暗示李世民行事不要太過明目張膽，以免觸動王威等“朝廷派”官員的疑心。
據《資治通鑒》所載，李軍從太原起兵後遇到的第一個勁敵是霍邑的宋老生。恰好此時陰雨連綿，道路泥濘，軍糧無法接濟上。而劉文靜赴突厥求和請兵支援又一去而無音訊，再加上傳來消息，說劉武周與突厥勾結，乘太原後防空虛而攻擊太原，結果軍心動搖，許多人主張撤兵回救太原。李淵向李建成和李世民兩兄弟問計，二人均反對撤軍，認為劉武周偷襲太原之消息純屬謠傳。但李淵並未聽取意見，下令撤軍。李世民欲待再勸，卻已天色向晚，李淵已經就寢，守衛不讓他進去。李世民於是號哭於帳外，終於驚動李淵出來問明情由。李世民再次分析大軍可進不可退，進則勝、退則亡的利害關係。李淵於是改變主意，派李世民追回已經後撤的軍隊。這就是所謂的“哭諫追師”，頗為戲劇化。
胡如雷指出，《大唐創業起居注》中並沒有哭諫追師的情節，而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兩兄弟一勸，李淵就改變主意了。而《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乃起兵中的隨軍記事溫大雅所寫，成書於李淵在位年間，較之新舊唐書與《資治通鑒》中多有溢美李世民之言更為可信，所以胡先生認為哭諫追師一事是捏造出來美化李世民的。
但胡先生所說似不大妥當。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誠然有溢美李世民之言，但倒過來想，既然《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書於李淵在位年間，則它豈非也有可能溢美李淵？
事實上，後來李軍進攻河東時也出現久攻不下的情形，當時又出現兩種意見，一者主張先攻下河東再取長安；一者主張繞過河東不攻，直接攻打長安。後一意見是李世民提出的，成了後來行動的主要依據。但《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卻不提此建議出自李世民，胡如雷在此也承認《大唐創業起居注》在這一事上是溢美李淵了。由此可見，《大唐創業起居注》為了溢美李淵而隱沒李世民之功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