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可能不等於事實。“哭諫追師”一事應該是真的，是由於此事之描述與上下文配合得很好，並無明顯的斧鑿之跡，不似出於偽作。而事件中反映出李淵小心謹慎的心態，也是與他前後的作風相當一致的。
如果再細加考慮，就會發現李淵的小心其實並不算過分。李世民在說明劉武周攻打太原之說為謠言時是這樣分析的：他認為劉武周胸無大誌，滿足於現有的地位；而突厥則貪婪好利，不守信約。所以二者表麵上結合在一起，其實則互相猜疑，根本不可能勾結到一塊兒。若劉武周當真攻打太原，突厥就會攻擊他的老巢，劉武周必定不敢冒此大險，所以不會攻打太原。
若以當時形勢來反思李世民的這一番分析，就會知道他是過於樂觀了。事實上，劉武周決非胸無大誌之人，而突厥為了一時利益與之勾結亦非不可能，隻不過其勾結可以維持多久就是另一個問題了。而當時李軍絕大部分兵力集結在霍邑城下，太原後防空虛之極。而坐鎮太原的隻是十七歲的李元吉這樣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作戰經驗的小孩子。一旦劉武周來攻，又該如何抵擋？所以，劉武周勾結突厥攻打太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實上，雖然在進軍長安的過程中這個可能性始終沒有成為現實，但後來卻終於變成事實。在李世民平定西秦後，劉武周突然大舉攻打太原，李元吉未作抵抗就棄城而逃，竄回長安，以致李氏父子發跡的河東地方麵臨全部淪喪的危險。李淵驚慌之下竟下令放棄河東領土，李世民上疏反對，並請命率軍抗擊。而在劉武周被李世民徹底打垮後，他率領殘兵投奔突厥尋求庇護，李世民當時既稱臣於突厥，自不敢率軍追入突厥去擒殺劉武周。後來還是通過離間突厥和劉武周之間的關係來借突厥之刀殺了劉武周。
在那個時候，李唐政權已據有長安，並已平定西秦，再無後顧之憂，形勢較之進軍長安時的前途未卜不知好上幾百倍，劉武周這時尚且有能力攻擊太原，且在一開始時就造成“關中震駭”的險惡局麵，如若劉武周在進軍長安時攻打太原，其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
所以，以李淵平素之謹小慎微，李世民在第一次勸諫時所持理由又過分樂觀，則李淵沒有聽從的結果，是正常而合理的。這符合他的小心作風，也符合李世民早期軍事思想中樂觀急進的特征。
到李世民哭諫之時，他則從反麵論證了撤軍的危險：一旦撤軍，軍心將徹底崩潰，到時宋老生由霍邑出兵從背後追擊，大軍馬上就會滅亡。這次他避開不談不撤軍的好處，而著重於撤軍的危險；不再從樂觀角度，而是從悲觀角度剖析問題，因而易於使李淵信服，終於使之醒悟。這一切都相當合情合理，捏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當然，在整個事件的描寫中，不免有些戲劇性的成分在內，這就可能是寫史書的人用了些文字手段了。但總體而言，這一事件的真實性還是可以信賴的。
少年主帥的敗績
李世民一直被稱為“常勝將軍”，他登基之後，大臣們還創作了一首歌頌他軍事成就的《秦王破陣樂》。實際上，在起兵反隋的時候，作為一個毛頭小夥子，李世民還是曾經有過失敗的。
唐軍曾三次與西秦軍作戰，均由李世民指揮。第一次是在唐軍攻占長安後不久，薛舉揮軍包圍扶風。李世民率軍出戰，大敗薛軍，以致薛舉幾乎想認輸投降，因此第一次是小勝。第二次卻是唐軍大敗，第三次又再大勝，最終平定西秦。
據史書所載，第二次出戰薛舉時，李世民患了瘧疾，臥病軍營，將兵權交托於劉文靜和殷開山，並囑托他二人不可輕易出兵。但二人卻認為李世民這樣說是信不過他二人的能力，於是不聽囑托，私自出兵，結果在淺水原被薛舉偷襲而大敗，士卒死亡竟高達十分之五六，許多大將被俘。李世民隻得率殘兵退回長安，以致“京師騷動”。
對於這場戰役，曆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這次敗仗世民沒有什麼責任，唐師失敗主要是由於劉文靜、殷嶠（即殷開山）等人不按照敵情和用兵原則辦事，違反了世民的戰略部署。世民臨陣臥病對戰爭的失敗產生了嚴重影響，所以唐朝的喪師具有某種程度的偶然性”（胡如雷）。
另一種意見是“李世民雖然患病，但仍在軍營，劉、殷指揮上的輕率行動，恐怕也是知道的。作為軍事首腦，不能不負有責任。”甚至有人指出，李世民患病之說根本是假的，隻是為了掩飾他對失敗應負的責任。
後一種意見恐怕更接近於事實。此前已經提到過，李世民早期軍事思想是“急進”。所謂“早期”即以此次大敗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是“早期”。
從李世民在雁門關之圍中提議以疑兵之計嚇退突厥，到進軍長安過程中兩次軍事會議上他都主張迅速進軍（第一次在霍邑反對退兵太原，第二次在河東主張繞過久攻不下的河東不打而直取長安），決不返顧，無不體現了年輕的李世民的軍事思想中急進的一麵是占了上風的。
但急進過度就是輕率。一直以來，李世民率軍作戰幾乎稱得上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他心中很自然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種急進以致冒險的作戰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第一次對西秦軍的作戰中，李世民也是以急攻快打而大敗薛軍的，那就更加深了這種錯覺。
所以，李世民在此次大敗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驕兵致敗的責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說，以李世民治軍嚴格，劉文靜又長期做他的副手，豈有不聽將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劉文靜即使未得出戰的明確將令，恐怕也必經李世民的默許才行。
這次慘敗無疑給李世民這位年輕氣盛的統帥以當頭一棒，使他後來的軍事思想由急進轉變為堅忍和果斷的完美結合，為他以後的每戰皆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後來第三次對西秦軍作戰和對劉武周軍之役中，李世民一開始都以驚人的堅忍力排眾議，拒不出戰，一直等到最有利的時機來臨才突然出擊。一旦出擊則連續作戰，不作任何歇息地打擊敵人，直至敵軍徹底崩潰為止。這幾乎已成了他作戰的一個標準模式。
表麵看來，後階段的“緊追窮寇”與他早期軍事思想的急進並無區別，但這是建立在前階段的“堅壁清野”的基礎之上的，是堅忍之上的果斷，而不再是早期那種單純的憑借氣盛而急進。
當然，冒險精神仍是需要的。如在第三次對西秦軍的戰役中，李世民在淺水原大敗薛軍後僅以二千餘騎急追包圍折摭城，而此時折摭城內卻仍有一萬兵馬。若非有點冒險精神是辦不到的。而在對劉武周之戰中，李世民晝夜急追，跟得上的士兵大概不足一萬，而當時宋金剛仍有二萬，也是乘勝之勢來以少勝多，同樣是冒奇險。
可見，後來李世民的軍事思想並非是對早期思想的簡單否定，而是將之納入到更完備的體係之中，不該冒險時絕不冒險（如第三次對西秦軍之戰時掛免戰牌長達兩個月，對劉武周軍時更是堅不出戰達五個月），而應冒險時則毫不猶豫地冒之。
至於在第二次對西秦軍大敗後，劉文靜、殷開山二人被撤職，但李世民並未受到懲罰，這恐怕並非如胡如雷所說是他不須對敗仗負責之故。而是大敵當前，李淵還得靠李世民領兵出戰，所以未予深責。
這裏順便再談一個問題。胡如雷分析李世民在第三次對西秦軍大勝的諸多原因後，指出李世民之勝並不主要是由於妙用騎兵，並說汪篯在《唐初之騎兵》一文中過分孤立地強調騎兵的作用是錯誤的。
但汪先生的文章既已打明招牌是寫騎兵的作用，那麼強調騎兵在這樣的文章題目之下何錯之有？不能苛求他聯係其他原因，否則這文章不免就會寫得中心散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