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的管理製度有了，還要看執行得如何。李世民知道這裏的利害，所以他采用了前朝曾經實施過但一直有名無實的“五花判事”做法。所謂五花判事就是讓這些參與政事的宰相就所討論的“凡軍國大事”不能人雲亦雲，更不能皇帝怎麼想就怎麼說，均必須“各執己見，雜署其名”，實行決策責任製。這麼做果然效果顯著：史書記載，推行五花判事責任製後，朝廷決策還真的“由是鮮有敗事”也！
貞觀朝的政治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大力精簡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及其官員。比如，隋朝中央機構的官員（內官）編製為二千五百八十一個，李世民認為太多，一上台就表示“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於是“並省官員”，後來一再精簡到隻有六百四十個的官職。
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財政負擔，與民休養生息，李世民還繼承了隋文帝啟動的但未能堅持下去的國家的行政層級改革，即把東漢末年的州、郡、縣三級行政體製縮減為州、縣二級體製。
據記載，貞觀十三年，當時中國就有一千五百五十一個縣，分為三百五十八個州府，平均每個州府轄有四個多縣（第二年滅高昌國後新置二州六縣，後來拓邊新設的數百個不納稅的羈縻州府不算其列）。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又根據山川地形將全國分為十個道。這些道不是一級行政層級，而隻是中央派出的各種觀察使“巡省天下”的責任區域。這些觀察使有時也因任務特點而稱做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撫使，還有一種欽差叫黜陟大使，光這個官名稱呼就足以叫某些地方官吏心驚膽戰。這些大使的主要任務還是“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主要是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失，對他們進行賞罰。
唐太宗的反腐措施的特點是他並沒有把行政監督權下放給各地政府和諸王，讓其自查自糾，形成官官相護，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貪事宜。這些派出的檢察官們沒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貪腐案件來毫不手軟，也很認真仔細，因為中央還會派員複查。結果使得許多官員在貪腐問題上即使有賊心也沒有賊膽，也使得貞觀一朝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發生過官員貪汙大案的朝代。
“貞觀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偉大的成就，與李世民具有深厚的“國以民為本”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他在許多場合一再提到了國家必須以老百姓為根本，民能載舟，亦能覆舟。隋王朝的覆滅讓他對以民為本的思想深信不移，並幾乎深化到骨髓裏麵。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他才能夠不惜犧牲皇權利益和政府臣屬利益，堅持分田到戶（丁），實行農地私有化。李世民身體力行並且勇於實踐以民為本的思想，使他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在他的率先垂範下，貞觀一朝的官吏，無論高下，均廉潔奉公，恪盡職守，而老百姓也能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一片升平氣象，終於迎來了中國曆史上光耀千古的貞觀盛世。
必須指出，作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樣對人民進行過剝削和壓迫。他自己曾說：“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資治通鑒》卷一九八）特別是在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麗，下令在四川造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踴貴，劍外騷然”。（《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後的第五年，即永徽四年，又爆發了睦州（浙江建德）陳碩真領導的起義。這些都說明了“貞觀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貞觀盛世的社會和諧到什麼程度呢？史書上記載的相關史實是人民生活安居樂業，“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商旅野次，無複盜賊”；農業生產則是“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謹之災”。且由於連年豐收，“鬥米三四錢”也。由於物質生產異常豐富，倉廩實而知禮儀，人民安分守己，遵循法度，階級矛盾比較平和，社會治安良好，呈現出一派和諧呈祥的社會安定繁榮的景象。
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隻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唐帝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平氣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中國人民簡史》引一位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誌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帝國的各國人民，多以成為唐帝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
貪汙降到曆史最低點
貞觀王朝是中國曆史上絕少貪汙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唐帝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汙，主要是以身示範和製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製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麵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曆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製，光靠事後的打擊隻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征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文明有了迅速和長足的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國。除了沿海的膠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貞觀政要》：領導的智慧
每閱《貞現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
——金熙宗
《貞現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
——［元］戈直《貞觀政要》序
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委，可為鑒戒。
——明憲宗《貞觀政要》序
餘嚐讀其書，想其時，未嚐不三複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
——乾隆《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自問世之後，就被稱為“帝王統治術之專著，後事治國者之圭臬”。它全麵總結了貞觀盛世的治國經驗，生動展現了“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政治家風采和人格魅力，蘊涵著強國富民、經邦濟世的政治智慧，受到曆代帝王的重視。
唐朝皇帝如宣宗，把它作為座右銘來看待。金熙宗把它作為案頭書來讀。在漫長的曆史年代中，《貞觀政要》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也曾風靡東亞各國。
《貞觀政要》之所以曆經多年的歲月砥礪，仍顯示出經久不衰的魅力，其奧秘在於：它繞開對貞觀年間曆史事件的宏觀描述，獨辟蹊徑，分類選取了唐太宗君臣議政論事的精彩對話，隻言片語間，刻畫出明君良臣的誠信與坦率、深刻與大度、諍諫與寬容、自信與謙遜等風采，彰顯了君臣共建貞觀盛世的謀略。全書所展示的是封建時期典型的“和諧社會”——貞觀之治的成功實踐：政治清明、經濟發達、君臣和諧、社會和諧、民族和諧、外交和諧等，至今仍然值得所有國人引以為傲。
《貞觀政要》所總結的以民生為本、以德治國等治國理念，誠心納諫、實施仁政等領導和決策藝術，任人唯賢、選撥德才兼備者等人才選拔藝術，天下為家、戒奢戒貪、善始善終等修養藝術等等，頗值得現代人借鑒。
此書每篇都凝聚著曆史經驗，蘊藏著曆史智慧。書中有許多名言佳句早已成為世人傳誦的經典。如唐太宗的“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等，這些良言警句對今人在認識問題、用人治事方麵都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借鑒價值。
這部書從盛唐時代問世以來，之所以能夠經曆一千多年流傳下來，不僅帶有傳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歲月的砥礪中，越發顯示出它經久不衰的魅力。誠如元人戈直所說：《貞觀政要》“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幾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戈直的話不僅可以從唐、宋、遼、金、元的有關史實得到證明，而且還為後來明、清的有關史實所證明。這裏，我們不妨作一個簡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稱為晚唐時期兩個較有作為的皇帝。史載：唐文宗做太子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而唐宣宗更是“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史家稱其在位時，“刑政不濫，賢能效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
——遼朝君臣並沒有因為文字的障礙而忽略了《貞觀政要》的重要價值。遼興宗詔命臣下譯書，史臣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史家稱讚蕭韓家奴是遼朝的晁錯、賈誼。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貞觀政要》作為經常閱讀的書，他對大臣們說：“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防深以為然，認為：“其書雖簡，足以為法。”作為“金士巨擘”之一的趙秉文，還對《貞觀政要》作了節要和評論，撰成《貞觀政要申鑒》一書獻給皇帝。其序文強調“特於鑒戒申重而已”。可見《貞觀政要》的影響已有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元朝君臣重視《貞觀政要》更超過遼、金二朝。《元史?仁宗紀一》載：“帝覽《貞觀政要》，渝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譯《貞觀政要》一書獻給仁宗，仁宗“大悅，詔繕寫遍賜左右”。此後，元朝皇帝多命講宮進講此書，被譽為“天下士”的著名學者吳澄即曾進講過《貞觀政要》。鑒於《貞觀政要》在流傳過程中時有傳寫謬誤，故元惠帝時士人戈直薈萃諸家版本，“參互考訂”，為之作注，並采輯唐、宋以下有關評論附於書後，刊刻行世，事在至順四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還有吳澄序和郭思貞序，成為《貞觀政要》流傳中的一個盛舉。
——明、清兩代，都有皇帝親自為《貞觀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明憲宗的序文寫道：“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朕甚嘉尚焉。”清帝乾隆也為之作序，稱：“餘嚐讀其書，想其時，未嚐不三複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觀爾曰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己受言，諸臣之論思啟沃，亦庶幾乎都俞籲紼之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