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為“隋煬帝情節”的存在，使得年輕的新皇帝變得異常謙虛謹慎，他不僅允許鼓勵大臣在朝堂上指出他的錯誤，還製定了一套以“五花判事”為核心的決策流程，不惜以降低決策效率來保證國家大政方針的謹慎出台。隋文帝分三省六部，雖然名義上也賦予了門下省相應的製約職權，但卻從未讓這一職權真正變為現實過。李世民卻實實在在強化了這一省權，因為他意識到，這是能夠避免國家出現“亂政”的最後一道攔截索，一旦這道攔截索失效，國家就失去了安定和發展的保障。
然而這道攔截索畢竟是死的，需要一個能夠盡職盡責的人來掌握。
貞觀朝名臣輩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齡、杜如晦，兩朝重臣、《唐律疏議》的執筆人長孫無忌，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李靖，白身入京布衣拜相的馬周，無一不是一時之人傑。然而李世民卻都沒有用他們來執掌這條攔截索，至於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如果非要列舉一個原因的話，我們隻能說，大概李世民覺得他們都不合適。
最終掌握這條攔截索的人是魏徵。
如果把貞觀政府比作一輛汽車，李世民就是這輛汽車的油門，而魏徵就是那緊急關頭能夠救命的刹車。
大業年間的隋朝，就是一輛刹車失靈的汽車，將一個龐大的帝國徹底拖入了萬丈深淵。
也難怪後世的君王們很難理解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這種古怪的君臣關係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皇帝人為地在朝堂之上樹立起一個對立麵，而且賦予重權，為的就是要這個人時時刻刻警醒刻板地指出自己的過失，且不給自己留半分顏麵。無怪乎史家言三代之下最賢不過唐太宗，能夠具備這種遠見卓識的君主，在中國曆史上確實是鳳毛麟角的。
讀史者往往愛爭論李世民是否真正信任魏徵的問題。有人認為終唐太宗一生，對魏徵都尊崇備至信任有加，依據是根據史書記載對於魏徵的諫言李世民幾乎無有不納；有人認為李世民對魏徵的信任從不曾超過秦府心腹出身的房杜長孫，理由是直至魏徵病故李世民都未曾讓他染指尚書省的行政係統，他這個“宰相”十幾年間一直是在門下省內打轉轉。
其實二者說的都不無道理，從人情世理而言，李世民對魏徵的信任不應該超過對長孫無忌和房玄齡杜如晦的信任，但是李世民如果真的猜忌魏徵，又怎麼會將製約自己的大權賦予這個東宮舊人？
在筆者看來，李世民是否信任魏徵這個命題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沒有任何探討的價值。
兩者爭論的信任與否，實際上本無所謂什麼意義。對於唐太宗而言，魏徵存在的意義即不是“親朋故舊”也不是“能臣幹吏”。這兩個人除了在“求天下大治萬民樂道”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以外，在其他方麵差異都相當大。
這一點，曆事四主的魏徵不可能不明白，在隋末唐初十八路反王間輾轉殺戮通過血腥的軍事政變登上皇帝寶座的李世民更不可能不明白。
所以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並非尋常的“君臣從屬關係”，也不是略顯平等的“亦師亦友”關係。這兩個人之間，實際上是一種默契的“同誌關係”。
李世民知道魏徵想要什麼，魏徵也了解李世民為什麼要用自己。
這是一種超越了尊卑禮儀的關係，是兩個傑出人物之間惺惺相惜的戰友情誼。如果說在大業武德年間的李世民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之間的關係是戰場上的戰友關係，那麼貞觀年間李世民與魏徵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治國上的戰友關係。兩個誌同道合的人共同為了一個目標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努力，不是“同誌關係”又是什麼？如果說李世民是大唐這支軍隊的總司令，那麼魏徵，就是這支軍隊的總政委。
後世對魏徵的評價很多，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褒揚讚美之詞，很少有人去揭他“三姓家奴”的短，即使是思想相對保守秉性方正誌慮忠純的司馬光，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似乎也下意識地忘卻了這一點。大概是在古代士大夫眼裏，抓住一個貞觀名臣的曆史問題小辮子大做文章是一種很不厚道的行為吧！
其實魏徵這個“三姓家奴”，和呂布這種人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魏徵所追隨的第一位主公就是李密，李密投唐後很快就被不那麼厚道的李氏父子設局砍掉了腦袋，寫史書的人寫到這裏隻記得那位領兵在外一麵向唐室效忠一麵為故主李密發喪的李世勣，卻往往忽視了那個親自動筆為李密撰寫碑文並且在碑文當中滿含悲憤含沙射影地指斥李唐朝廷屈殺忠臣的古板文人，而此人，不巧正是未來的帝國宰相魏徵。
魏徵在後來的李唐皇室儲位之爭當中選擇了太子李建成，將戰功赫赫聲望勳業如日中天的天策上將軍棄如敝履，李建成在李密問題上手上不曾染血大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參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