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過完春節我已八歲，早該是讀書的年齡了。對於讀書，我是很向往的。看著那些背著書包，嘴裏念著課文、唱著歌的小夥伴，我很是羨慕；但看著那高宅大院的學堂和威嚴的老師，我又有幾分恐懼。學校裏富家子弟較多，就是一般的農家子弟也比我穿得好，有氣派，和他們坐在一起顯得卑微和尷尬。那個年代，農家子弟讀書主要是為了認得幾個字，能寫會算，不當睜眼瞎，不受人蒙騙就行了。當時川北私塾還很流行。私塾是古老的教育體製。一般是一校一師，大點的設在寺廟或祠堂裏；小點的就設在教書先生或富戶子弟的家裏。課程有《論語》《三字經》《四字經》《女兒經》《增廣賢文》“四書”“五經”以及唐詩等。新學是洋務運動的重大成果，辛亥革命後更是大力推行。但在落後、閉塞的月｝北山區，新學還是新生事物，我的同齡夥伴有讀私塾的，也有讀新學的。我的父親雖目不識丁，但他見多識廣，思想開放。所以從一開始，我讀的就是新學。
新學每年春秋兩次招生。一九四七年剛過完春節我就去報名讀書。學校設在甯市廟，進山門右邊的大廂房裏有初小一冊、二冊兩個班，小廂房裏有初小三冊、四冊兩個班，左邊大廂房有五冊、六冊兩個班，七冊、八冊分別設在左邊小廂房和戲樓上。在同一個教室裏的兩個班中間並無隔牆。以牆上的黑板為基準，擺上幾行課桌就自然形成一個班。新學的學製和課本是新的，管理模式與私塾差不多，全校就一個老師，他叫王德恩，在這所鄉村小學裏已教書十多年了，可謂桃李滿天下。他既是校長，又是老師。語文、算術、圖畫、勞作都是他唱獨角戲。隻要一個班上課，其他班都是自習，全校I＼個班實際上每個班每天最多隻能上一節課。在同一個教室兩個班的情況下，一個班上課另一個班隻能習字，做作業之類。老師也難免有傷風感冒不能上課的時候，這時全校都自習，朗讀、背誦課文成了全校的統一活動，大家放開嗓門大吼大叫，這個班讀完那個班讀，像唱歌比賽似的，弄得全校一片沸騰，一裏開外都能聽見。
當時廟的正殿供奉著很多菩薩。我們到廁所去大小便都要經過菩薩麵前，來回都要拱手作揖。因為是廟，陰曆初一、十五或佛教的什麼慶典都有一些信男信女來燒香拜佛。弄得人聲鼎沸，香煙繚繞。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學校的教學質量是可想而知的。大多數同學的成績都很差，我就更差一些，隻能勉強升級。
一九五O年解放後，增加了兩位教師，燒香拜佛也禁止了，教育質量有所提高。同時增加了音樂課、文娛課，教同學們唱歌做遊戲，最先教唱的歌是《國歌》《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時配合土地改革教唱一些控訴舊社會的歌曲，其中令我終生不忘的是那首《莊稼佬》，歌詞是這樣的：
你我莊稼佬喲，從小苦到老喲。
衣也穿不暖囉，唉喲，飯也吃不飽喲。
這首歌還編成活報劇在街道和舞台演出。因為歌詞通俗簡單易唱易學，許多中年農民、青少年也普遍唱起來了。這首歌吐露了農民的心聲，控訴了他們過去遭受的苦難，呼喚、期盼著一個能吃飽穿暖的未來。
一九五一年春節剛過，父親又到遠方做生意了。對於我讀書的事他從來不聞不問。我已讀完初小，該去大樹鄉完全小學讀高小了。該校規定書籍費一萬元（折合現行幣值一元），沒有任何其他費用。隻要能交夠書籍費就可報名讀書。到報名的最後一天，母親賣了十雙草鞋才湊到五千元（折合現行幣值五角），她把錢交給我，叫我去給校長說能不能欠一部分，過幾天想法交齊。我知道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去借。我很清楚，借錢這樣的事就是成年人之間也是一件嚴肅而慎重的事，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向人借錢是令人感到可悲可笑的。但是強烈的求知欲望給了我勇氣和膽量，凡是我認為與我家關係較好的人我都開口了。他們都委婉地搖搖頭表示愛莫能助，個別人則愛理不理地斜著白眼珠瞪我一眼，我這才體會到“一分錢憋死英雄漢”這句話的分量。我帶著沮喪和失望的心情準備回家的時候，碰到了本家叔叔王才士。
他看我愁眉苦臉的樣子，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向他說明了情況，並把已有的五千元（折合現行幣值五角）拿給他看，他被我一心向學的精神感動了，很同情和支持我。他手中的錢不夠，馬上向別人借了一點才湊夠數。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對他千謝萬謝後立即跑到學校去繳錢報名了。這樣東拚西湊靠著好心人幫助讀上了高小。每當我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心裏很不平靜，如果才士叔不給這五千元（折合現行幣值五角），我跨不過這個溝翻不過這個坎，可能就輟學了。在家境困難的情況下，一旦輟學就成了家裏的勞動力，幫助家裏養家糊口，而且自身也養成散漫自由的習性，我的求學之路也許就到此為止了。對於他的救助之恩我一直沒有機會回報。一九六一年，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回家探親，準備對他好好感謝一下，這才得知他在一九六0年那場大饑荒中餓死了。未能感謝他的救助之恩成為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到大樹鄉街上讀書，離我家八裏，中午不能回家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