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建立的，其反對帝國主義的徹底性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主張，令西方列強視新中國為洪水猛獸，國外反動勢力軍事上的包圍、經濟上的封鎖，形成了新中國閉關鎖國的客觀因素。為了防止敵對勢力的武裝侵略，防止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想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我們采取了一係列的極“左”的對內、對外政策。雖然經濟上每況愈下，物資全麵短缺、全麵緊張，但在政治上仍然自我感覺良好：“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全世界還有四分之三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解放他們是我們的曆史使命”，我們要“超英趕美甩蘇修”。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國一直處在這種狂妄、狂熱和浮躁之中，雖然在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性的、大麵積的大饑荒中有所收斂，但在十年“文革”中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打倒 “四人幫”前，中國經濟再次達到崩潰的邊緣。
隨著“四人幫”的倒台，經過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確的政治路線占據了統治地位。政治上、經濟上的迷霧慢慢撥開了，國人們這時才發現我們被飛速發展的世界甩掉了一大截。原來被我們視作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世界，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經過調整、修正和自我完善後，已顯現出新的活力。西歐、美國經濟的穩步發展，聯邦德國、日本經濟的迅速振興，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給清醒後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啟示和思維。走改革開放的路—這就是結論。
一九七九年初，剛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不久的袁庚先生敢為天下先，創建了招商局蛇口工業區。一九八O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先後建立了經濟特區。深圳與香港一橋之隔，占盡了天時、地利。蛇口工業區曾一度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在諸多領域裏進行了大膽嚐試和改革，一時間，全國各地到蛇口參觀、考察的人絡繹不絕。一天中午，我在商場購物，碰到一個領導幹部模樣的人，指著我胸前的工牌和氣地對我說：“老同誌，讓我仔細看看。”他一邊看，一邊說：“我剛從美國考察回來，那裏的公司員工都佩戴這玩意兒，不過在外國人麵前我不好意思細看，現在這裏居然也興起了，真有意思。”我看他挺有興趣，就說：“如果你用得著，我就送給你。”他擔心地問：“那你怎麼辦？”“就說丟失了，花點錢，再補辦一個就得了。”我馬上摘下來送到他手裏，他還想說什麼，我擺擺手就走了。
其實這東西並不是什麼創造發明，據說在解放前的一些大公司員工也時興戴工牌。隻不過我們把它當做資本主義的東西而廢除了。以現在外資廠常用的工卡為例，一九五七年我在重慶的工廠實習時，上下班實行翻工牌的製度。所謂工牌，是用鐵皮做的長方牌，兩麵分別塗上不同的底色，寫上同一個人的姓名，上班時自己去翻工牌，不允許別人代替，上班時間一過，主管考勤的就把還未翻的工牌拿走，那些遲到或缺勤的將被記錄在案。這個傳統的、行之有效的考勤製度，在一九五八年給破掉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人人都是主人翁，哪有給主人考勤的道理？在十年“文革”中連國家的法製也被破壞得蕩然無存，何況工廠的規章製度。隨著技術的進步，過去的翻牌被今天的“打卡、刷卡”所代替，但它的目的始終未變，始終是企業對員工出勤的具體記錄，是企業給員工工資、獎金的重要依據。
凱達（蛇口）公司是香港開達集團的子公司。它的成長和崛起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據說它的創始人原來是無錫街頭的白鐵匠，挑著擔子走街串巷修補鐵鍋、鐵桶．水壺，稍有積蓄後在上海開了家玩具廠。解放前夕，工廠遷到香港。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拚，終於成了香港著名的玩具廠商。由於玩具的類別品種多，市場變化快，所以它是典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精明的開達老板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把工廠遷到了深圳，充分利用內地勞動力、房價、地價都低的優勢和當地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縱橫馳騁，大展拳腳。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間是凱達公司的鼎盛時期，除了在深圳蛇口、南頭設廠外，相繼在東莞長安、中堂也建了新廠，最後將大本營設在中堂，成了規模宏大的玩具城，兒個地方的職工總數在萬人以上。凱達的生意紅紅火火，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