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室裏的工程師們大都是年近半百的老頭兒，在社會主義的企業裏工作了大半輩子，麵對這種狀況頗有感慨和議論：首先是大多數內地企業管理不嚴，員工上班鬆鬆垮垮，工作稀稀拉拉；優劣不分，獎懲不明。人人都是企業的主人，實際上主人多了就沒有主人。我們也曾有過“大慶油田”那樣優秀的企業，並總結出一套“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先進管理經驗，可是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來貫徹和推廣這些先進的管理經驗，結果“工業學大慶”像其他政治運動一樣變成了一陣風。而凱達公司就不一樣，隻有老板才是主人，其他人都是為老板工作的打工仔。從你踏進公司大門那天起，你就得接受這個觀念：端了主人的碗就得聽從主人管，令行禁止無理可辯。從上班打卡那一刻起你的時間就是老板的，就要全部身心投人工作中，不準吹牛談天，不準偷懶懈怠，不準離崗串崗，每個人都感到背後有一雙無形的眼睛，有一條無形的鞭子，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把工作做好、做完，否則你就會失去飯碗。凱達公司的產品科技含量並不高，製造工藝也基本上是傳統的加工方法，甚至還有部分是手工作業。而企業管理主要是以嚴著稱，正是依靠嚴格的管理出了高品質，高效率，高效益。
在改革開放初期，部分港人對內地人是輕視和冷漠的，我們也常以仰視的眼光看待他們，更造成了這些人高人一等的心態。在工模部有個姓孔的鉗工師傅，他的特長是模具打光，其他技術隻能算“馬虎”，此人愛出風頭，愛管閑事，但香港同事並不買他的賬，他總是在內地人麵前趾高氣揚，虛張聲勢。有一天，他從車工那裏拿著一張圖紙到設計室來找我：
“王先生，你畫的圖紙有問題啦！”他如獲至寶似的，講話的口氣酸溜溜的，把圖紙往我麵前一放。
我以為圖紙有差錯，確實嚇了一跳，我把圖紙審查了許久，也未發現不妥，心裏頓時安定下來。
“孔師傅，沒有發現什麼錯誤呀！”
“哼！你敢說沒問題？這零件在香港從來都是整體配合的，裝配圖上也是這麼設計的，你為什麼設計成局部配合呢？”
“哦！原來如此！我認為整體配合不經濟，製造成本高，同時也不合理，應該配合的地方是口部，如果其他部位也配合，反而對這裏產生幹涉現象，會出現本末倒置的情況。”
看到我倆在爭論，設計室裏其他人也圍上來看熱鬧。但都不表態，可能是分不清誰對誰錯，也可能明明知道我是對的，卻不敢支持我。孔師傅以命令的口氣說：
“你一定要改成整體配合！”
我的倔勁又上來了：“我不改，如果一定要改，還可以將配合部位改短點。”
我努力控製自己的情緒，冷靜地說：“孔師傅，這樣吧，這個零件在模具中影響不了大局，如果這零件在試模中出了問題，我除賠償這個零件的製作費用外，另外拿五百元錢請客。”旁邊有人乘機起哄。
“如果老王是對的，孔師傅拿一千元請客。”
“我並沒有與孔師傅賭輸贏的意思，我是給自己打保票。希望孔師傅不要誤會，大家都是為了工作嘛。”
聽說，後來他把此事告到了李先生那裏，還加油添醋地說了一些東西，李先生看了看我設計的圖紙，對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