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我，他是廣東陸河人，一九五七年初中畢業後，沒錢讀高中就外出打工，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時，他被安排在海南島燒石灰。工作很辛苦，勞動強度大，每天幹十二小時以上，但他總是髒活重活搶著幹，經常被評為優秀或先進。但他不善巴結上司，有時候還與瞎指揮的上司發生頂撞，一九六一年他被下放回陸河老家，生活苦不堪言，大米粥、地瓜湯都喝不上，他想與其在家餓死，不如出去闖一闖，一九六二年他和幾個朋友從深圳遊水到香港，差點兒被淹死，遊上岸時已奄奄一息。除了一條內褲外，身上一無所有。他找到一家五金廠做雜工，髒活重活搶著幹，做事又快又好。
老板看他是塊料，就安排他學技術。他勤學好問，理解能力強，很多東西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並且永遠不會忘記。他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苦幹實幹，很快就把各個工種和設備都學會了，開衝床、做模具、修機床，他什麼都會，成了這個五金廠的“通才”。直到現在他還保持著這種作風，下麵幹不了、幹不好的，他就親自上陣言傳身教，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他與我握手時，我感到他的手掌肥厚、粗糙，是一雙勞動者的手，是從打工仔幹出來的老板。朱先生與我大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感。在滔滔不絕的交談中，我發現他談吐自如，旁征博引，用詞遣句非常得體，看得出來，他不但博學多才，還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在談及自己的經曆時，他眉飛色舞。
“在香港，最崇拜的是那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人人都希望做成功人士。打了幾年工有了點積蓄之後，我也想當老板了。七十年代初，我做服裝生意，結果虧得一塌糊塗。我又去五金廠打工。過了幾年，我第二次創業，開了個五金廠，因產品不對銷路，市場越做越小，又失敗了，比第一次虧得還慘，幾乎血本無歸。不過，我隻是把幾年的血汗錢虧進去了，並不欠債。為了生活，為了養家糊口，我去澳洲打工，在五金廠當師傅。這次來內地辦廠是第三次創業。不瞞你說，我的家底很薄。這幾年的積累加上老婆變賣的首飾一起也就四十多萬港幣，買了設備就沒有流動資金。不過我老朱在朋友和同行之間信譽很好，他們都很支持我，主要材料是月結，加上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政府給外商這麼多的優惠，我認為這次一定會成功。”
我舉起酒杯：“祝你成功，祝你興旺發達！”
後來，老朱與我經常來往，他廠裏的模具機床發生故障，就找我幫他製作或修理。每次的費用他都照付不誤。他的那些設備非常老式和破舊，說句不恭敬的話，有的設備在內地國營企業的廢料堆裏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設備經常出毛病。為了不影響生產，朱先生親自通宵達旦地主持搶修。就是這樣的設備，在五十多人的小廠裏每月生產二百多萬港元的產品，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火暴的生意一直持續了好幾年。朱先生在經過兩起兩落後，這一次終於成功了。他賺得缽滿盆盈，眉開眼笑，添置了一些新設備，又買了貨車和私家車，還在他家鄉陸河買地建工業園，準備將工廠遷到陸河去。
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發生了，中國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小小的蛇口也鬧得雞飛狗跳，沸沸揚揚，遊行不斷，示威不絕，演說激昂，傳單紛揚。那些日子我憂心忡忡。兒子、女兒分別在讀大學和中專，學生曆來是最容易被煽動，被利用的群體，我擔心他們兄妹被卷進漩渦中去，立即把他倆找回家來。
“你倆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中國的曆史和國情你們知道多少？中國在過去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辛亥革命後的二十多年裏又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國民黨沒有從根本上鏟除軍閥，我小時候，四月！就處於劉文輝、劉存厚、顏德基這些軍閥的統治下。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鏟除了軍閥，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製。但由於政治上、經濟上的一誤再誤，中國經濟沒有長足的發展，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生產力、生產方式仍然是落後的，農民依然是、貧困的，這意味著封建割據的社會基礎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