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取得的初步成績，使我建立了對自己，對事業的信心。但另一方麵，通過這兩年的拚搏，也使我感到勢單力薄，身心疲憊。工廠雖小，事務繁雜，生產、技術、外購、外協、業務訂單、工商、稅務都是一個人跳來跳去。有時候碰到困難，想找個排憂解難的人都沒有。一九九一年在工廠起步的同時，我妻子利用退休的機會開了一家工具五金商場。那個年代深圳新建工廠如雨後春筍，工具五金需求大，商場生意很不錯。兒子智明在大學是學經濟的，畢業後在一家公司搞了一段時間的業務。不久，就去幫助他媽媽經營商場。做生意隻要營銷對路，就會貨如輪轉，賺錢來得快，而且沒有工廠那麼辛苦，不用購那麼多的固定資產，不用背那麼重的包袱。因此，家裏人都主張把工廠轉讓出去，跟他們一起做生意。但我認為：幾年辛苦不尋常，點滴進步皆心血。現在剛剛上路，見到了前途和光明就戛然而止，我確實舍不得。我要繼續前進，將來就是走不下去了，我也心甘情願，這麼半途而廢算什麼呢？！
工廠要辦下去，應當找個幫手，以便分擔我的壓力。廖工的辭職令我大惑不解，三個月後他來信解釋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感到身體不適，在胯下發現有兩個硬塊，懷疑是惡性腫瘤，故突然辭職，回去之後經過檢查治療現已基本痊愈，虛驚了一場。對於他的解釋我仍然半信半疑。他的辭職改變了我選擇助手的思路，純粹打工、來去自由的模式是不可取的，應當尋求誌同道合者來共同開拓和發展。
從自己開工廠那天起，就有一些親屬紛至遝來。裏麵有自己的弟弟、侄兒、外甥、堂侄，還有一些轉彎抹角的親戚朋友，根據香港人的經驗教訓，在本單位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親屬，有一個香港朋友劉先生親口給我談了他的慘痛教訓。他祖籍潮州，孩提時代就跟父母去了香港，在香港受教育成長並在七十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工廠。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鼓舞下，一九八二年他將工廠從香港遷到了惠州。他的親屬、朋友從四麵八方奔他而來。這裏麵一類是他自己的親屬，另一類是他太太的親屬。他給這些人安排了一定的崗位。有些人安排了比較重要的崗位。
開始一段時間大家和睦相處，相安無事。工廠的生產也紅紅火火，運作正常。大約一年以後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有些與老板關係近的人，認為自己應受到特殊的待遇，如果當一般的打工仔對待，老板就是不仁不義，六親不認；還有些人認為老板不公平、不公正，對這一夥親了，對那一夥疏了；就是親屬們自己也搞小圈子、小山頭，互相勾心鬥角，最後發展到打架鬥毆，把工廠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工廠已到了不能正常運轉的地步。一九八五年劉先生一氣之下，把工廠關掉，員工遣散，將工廠搬到了深圳。劉先生認為這次教訓太深刻、太慘重了，他總結出一個用人的戒律—千萬不要用自己的親屬。
我認為劉先生的看法有些偏激和片麵。家鄉來的這些子弟兵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不好的是少數，關鍵是老板如何處理好這些關係，我在大會、小會上都多次聲明：“公司利益高於一切，不管你來自什麼地方，不管你是我的什麼人，幹得好的，照樣提拔和重用；觸犯了公司利益的，照樣給予批評或處分。”我同時強調：“與老板關係越是親近的人，越是要起模範帶頭作用，要求大家做的；你們首先要帶頭做到，要求大家不做的，你們要首先帶頭禁止。你們要做工作的模範，做團結的模範，做遵守紀律執行命令的模範。”有幾次我的親屬與一般員工犯了同樣的錯誤，我隻處分了我的親屬，與此有關的其他人很受教育和震動。所以有些人說：王老板用人唯賢，懲人唯親。正因如此，公司維持了“五湖四海，安定團結”的局麵，不管是來自桑梓的子弟兵還是他鄉的員工，都能心情舒暢地在這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