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與文化中國
——《天下文宗司馬相如》序
譚繼和
司馬相如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賦聖詞宗的地位。宋人林艾軒、朱熹稱其為“賦之聖者”，明人詹景風稱其為“賦家之聖”，甚至還有人把他視為獨步天下的第一文人，明人侯一元就認為“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不過，對這位賦聖，曆史上也有人提出疑難、訾議，集中在出生地之謎、大賦的曆史地位、通“西南夷”的評價以及同文君的自由私奔等四大問題上。本書即是針對這四大問題產生的曆史語境，根據學術界多年來研討的前沿學術成果而寫出來的。書中對這四大問題的描述，也彙集了十多年來以四川的相如文化研究會為中心一些海內外學者研究的智慧和心血。尤其是相如故裏問題，今天能得出相如“生於蓬安，長於成都”的結論就很不容易，經過學者間多少次論難才能有所依據地把它確定下來，本書作者鄧鬱章先生以及蓬安、南充、成都的一些學者為此付出了艱巨的努力。“不羨千金買歌舞，青燈黃卷研相如。疑義精要相析論，墨畦生涯盡入書。”鬱章先生多年來的艱辛付出，本書算是一個回報。
有關司馬相如的研究，其基本軌跡大體經曆了兩大發展階段。一是關於相如故裏的爭論和探討；二是關於相如文化的多方麵研討。這兩個階段體現出由相如個人文本的研討向漢代精英集體文化性格和時代精神的研討轉型的特點，也即馬克思所說的由原初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體的研究特點，我曾在《司馬相如與巴蜀文化研究論集》一書的序言裏對此作過解析，這裏不再贅述。需要著重強調的是，由本書的探討，引起了對相如文化研究未來發展方向的思考。
司馬相如不隻是一個個體，更是一種文化現象。作為相如文化，我認為今後需要深入研討下列特點：司馬相如是漢代“綜群書”的“通儒”。相如大賦是“孔氏之門用賦”升堂入室的產物，是孔子詩文教化的結晶，實具有“文以貫道”當以“文章為最”的崇高文化地位，這也是漢代時人的文化觀念，是文化中國發展曆程中出現的一個特色現象。文化中國熏育出了“文伯”司馬相如，相如又以其站在那個時代高度的賦論、賦作和文韜武略，對文化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司馬相如是漢代文化中國“采儒術以文”的開發者，是以其大賦而成就為漢代“文章詩教”的奠基者。總而言之，“司馬相如與文化中國的關係”是需要我們做的一篇大文章，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思想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但至今我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專題涉及，而這又是我們深入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以“司馬相如與文化中國”為主旨，應該是未來研究方向的待望。
這裏簡要地說一說我的四點看法：
一是司馬相如在文化中國發展史上的地位問題。
相如絕不隻是一個文學家，隻是單純“為漢詞宗”（《華陽國誌》），他應是“以詩書而儒”的“通儒”，是百科全書式的漢代大儒家之一。宋人王儔說：“吾儕蜀人詩書而儒自長卿始，誠如（秦）宓雲。”明人李贄稱相如為“詞學儒臣”，這些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抓住了相如文化性格的本質。司馬相如《解客難》一文曾針對客人關於相如即為儒人，為何不“作漢一經”的責難，提出了自己關於文即“六經”的看法，這是當時非常大膽的精辟見解。在後人看來，相如此論正表現了西漢時期“以文章為盛，以詩書為儒”的時代特點。王充《論衡》說：“農無強夫，穀粟不登 。國無強文，德闇不彰。”強農與強文是國家關乎命運強弱的兩大支柱。而相如正是“國之強文”這一支柱的代表。他死前掛念的是《封禪書》，死後獻給漢武帝，果然八年後封泰山，禪梁父，禮中嶽。以後封禪遂成為曆朝定製。相如此項舉述，遭到非議甚多。其實，“封禪”從本質的原初抽象看，正是中華一統凝聚力和向心力信仰的表現。相如為封禪製提供的理論依據，今天原文已佚而看不到了，它應該是對大一統的文化中國的禮儀性信仰做出的一個奠基性的貢獻。由此觀之，相如其人在文化中國發展史上實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而且首先是以“潤色王道”的聖門儒術為主要特色，其次才是文學方麵的詞賦之宗，應該擺正這個位置。唐人稱相如為“文伯”、“雄伯”，正是從儒宗這個層麵說的。唐人張說曰，相如“吟詠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這個看法，正好說明相如的文化個性特點。他是“潤色王道，發揮聖門”“以古聖賢為法者”的儒之“文伯（霸）”、“雄伯（霸）”，“絕後光前”（陳子良語）的“文雄”（李白語）和“通人”（《隋書》）。對這一特點，龍顯昭先生等少數學者曾經指出過，但未引起學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