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相如大賦在文化中國經典上的地位問題。大賦能否與儒經同等看待，是否以“文”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也是今天學者尚未觸及而需要辨證的一個大問題。
重視“文章之盛”，是漢代的時代特征，前人曾多所論述：“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 “孝武之後，雅尚詩文”（《周書》），漢以“文章為盛”，“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班固：《兩都賦》）。正因此，漢代上自公卿，下至庶民皆通文章。韓愈說“漢朝人莫不能文”，柳宗元說漢朝“風雅益盛，自天子至公卿、大士、士、庶人鹹通焉。四方之文章益爛然矣”。
漢代“文章”二字的內涵，首先是指漢大賦。這是因為漢賦為“騷之餘”，是承襲詩騷發展起來的。《詩》是儒經的重要門類，詩教更是儒家禮教的核心。詩騷賦係統，發展到漢代才明確與六經訓詁之學分途發展，成為兩大係統。而漢賦則是“文章”係統即詩教係統的代表。這是其一。
大賦創作是一門專門學問，必須要通經和通文字，這是漢賦的基礎學問。宋人晁說之曰：司馬相如造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作大賦必須具備“古字之學”與“通經之學”這兩個基本條件。這是其二。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相如賦為何能出人頭地，是因為他“命意宏博，措詞富麗，千狀萬彙，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謝榛語）。要有萬卷才學，特別是儒術根底，才會有作賦能力。這是其三。
更重要的是，作賦要有儒者的正氣。宋人周紫芝認為相如賦“大哉氣之為用，雖上下與天地同流可也”，劉壎認為其“雄渾之氣溢出翰墨外”。除儒學以外，相如賦還特別融入仙道之學的想象力，成為以羽化飛仙為特征的道學的濫觴。相如賦體現了“列仙之儒”（《大人賦》）的鮮明特點，這是其四。
因了上述四個條件，相如大賦的地位就提升到了與儒學六經並行的儒學文章（詩教）的崇高地位，故相如也被曆代一些文人稱為漢文章之祖，“長卿之於文章，實全蜀開創之祖”（清人錢謙益語）。不僅是全蜀文章之祖，也是漢代整個聖門辭文之祖，其“辭文遂最一代”（明人尹台語）。“後世文必稱漢，言漢文之雄，必曰司馬、揚、王”（明人詹景風語）。“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唐人盧照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