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起來看，相如大賦是漢代中國詩教文章的代表，具有儒學經典“興廢繼絕，潤色洪業”（班固：《兩都賦》）的作用，屬於漢代儒家主流意識形態，可登漢文大雅之堂。所以，不能把相如賦隻看作“詞賦之祖”，而要從“漢文章經典”的廣視角來給予肯定。
三是相如大賦的浪漫主義精神內核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的地位問題。
相如論賦家之心是“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論賦家之跡是“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賦家之心與賦家之跡，構成相如浪漫主義文學精神的根基，開啟了巴蜀文學浪漫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成為“西蜀自古出文宗”，以相如為榜樣，他之後，從揚雄、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陸遊、楊升庵、張問陶、李調元，直到郭沫若、巴金皆“比肩相如”，始終堅守的精神追求。它體現了司馬相如淩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以磅礴之神的浪漫主義精神和總覽天地人的大一統宇宙觀。這是漢代雄闊宏偉盛世的時代精神的反映，這也是文化中國共同精神家園中堅守的情懷，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民族文化相象力的結晶。
四是相如通“西南夷”在民族融合、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作用問題。
“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裏，以廣巴蜀”（《史記·平準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舉措對民族交融，開拓巴蜀的曆史作用。“西南夷”有兩支：一支是“南夷”，一支是“西夷”。相如開通“西夷”和“南夷”，不僅是地理中國的統一問題，更重要的價值是文化中國的認同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它促進了大中華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在推動文化中國認同方麵也起了重大作用。例如，開通“南夷”，促使夜郎文化與巴蜀文化交融。開通“西夷”則使冉、駹、邛、笮、徙、榆等族群進一步與蜀人融彙。所設冉駹邛笮徙榆六都，就是文化認同與交融的體現。相如通“西南夷”的舉措，統一和穩定了西南地區，促進了西南地區各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凝心聚力，至今都還有深遠的影響。
南懷瑾先生曾說：“立國之本是文化。”文化是中國形成和發展的靈魂，是中華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脈，是中國人共有的精神家園。文化中國的認同，是文化立國的曆史過程，是大一統中華多民族國家融合和發展的曆史過程。文化中國是養育曆代知識精英的肥壤沃土，而曆代知識精英則對文化中國的核心文化——以儒釋道為主幹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終極本體、終極訴求和終極核心價值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從這個層麵觀察，司馬相如的浩然之氣、浪漫之韻、大雅之聲，在文化中國巨人的長廊裏實占有一席不可磨滅的地位。尤其是在漢代，以文章教化為盛，儒家文明定型初曙，詩教和禮教第一次國家法典化的關鍵時期，司馬相如是站在這個時代高度上的一顆閃亮的北辰之星，是漢代文章之盛的一個閃亮的文化路標。因此，對司馬相如與文化中國的研究，正是我們應該取向的有關司馬相如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謹以待望，故樂為序，以求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