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因為我的質直與坦白，得罪的朋友頗有幾位，我都顧不得了。我愛護朋友，但我更愛護真理。當朋友背離真理的時候，我會修理他，無奈下筆時分，未免眼中含淚。諸葛亮斬馬謖，是眼中含淚的，諸葛亮的偉大不在公事公辦，他的偉大，在可以徇私卻不肯徇私，他當時要徇私，大家也沒話說，但他不肯，所以有揮淚之斬。諸葛亮的揮淚之斬，表現出來的，是公私既分明又兼顧，也就是真理友情既分明又兼顧。這種作風，我最欣賞。”
——李敖
李敖的確很能得罪人，那是因為原則與真理對他來說尤為重要，不管是什麼人，隻要觸碰了他的底線，哪怕是朋友，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提筆而戰。李敖也認為，捍衛真理、保持原則也是一個第一流知識分子應該做到的：“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條件，必須是反對形態的、批評形態的、異議形態的、你說東我就說西形態的。因為他深刻知道：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異議、你東我西來著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黨獨大眾口一聲的情勢下，更該如此。
想想看，當蘇格拉底獨自麵對眾口一聲，敢於為十個將軍辯護的時候，當伽利略獨自麵對眾口一聲，敢於提出地球轉動學說的時候，如能有一個聲音，從眾口一聲中脫聲而出，轉來支持他們，表達出反對、批評、異議、你東我西的聲援，該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在當時，蘇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調都被抹殺過，但他們的反調，畢竟都是真理。真理從唱反調而來，真理的發揚光大，又有賴於第二個、第三個乃至第N個唱反調的人，前仆後繼，薪盡火傳。”像李敖這種公私分明到不講情麵的人現在已經相當少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樣品格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古人就非常講究鐵肩擔道義，而今人則講究主持正義，古往今來這些都是檢測社會是否公正的必要法則。煙雲變幻的曆史，滄桑莫測的人世，隻有正義與正氣能夠長留人間，正義一直是人心所向，正義也一向是公私分明，不會因私廢公，更不會因公廢私。
公私、義利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麵，同時也是傳統道德、人格以及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公私關係上，通常要做到大公無私，公私分明，甚至是公而忘私。而在義利關係上，通常要做到舍利取義或者是重義輕利，也就是說為了道德犧牲自己的物質利益。南宋思想家朱熹認為：儒家修身養性的第一要義就是人們要如何擺正公私義利等方麵的位置。想要公私分明有幾點是必須要做到的。其中一點就是必須具備一個獨立的人格意識。如果一個人做不到這點，沒有具備獨立的人格意識，那麼他就不會用理想狀態下的那些道德規範來要求自己，就算要求了也會很難做到。幾千年來，中國的傳統一直著重強調擁有集體主義的人格意識，從小就教育人們一定要把集體的、全局的利益放在任何事情的首位，這樣一來“天下為公”的傳統氛圍就這麼形成了，這也是中國文化中非常典型的一例：遏製甚至抹殺個人對私利的追求。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追求私利也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行為，不應該受到抑製，但是必須正當地發展。如此想來也是，凡事都要對比才能出結果，如果沒有私利，哪裏又有公義？可以說私利就是公義的根本，但是這樣說並不代表人就應該先滿足私利再滿足公義，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在保障公義這個大前提下，正當且有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私利。可以說大公無私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理想狀態，是被人們普遍憧憬的，但要清楚，想要達到這種狀態也是極為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要做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公私分明。中國是一個重視人情，甚至可以說是講盡人情的國家，李敖對此也是深惡痛絕：“一切要靠‘拉關係’、要靠人際關係好才能辦事的現象，是可恥的！因為它把‘人情’高過‘是非’，又違反公平原則。中國人最犯此病。
結果人的精神、時間都花在做公關、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麵，一切都講關係才能過關了，這成什麼話啊！”可以說在中國人情第一，在這裏人情會成為一個人所有行為的重要基礎以及行動原因。在中國當前的現實背景之下，完全就是誰有關係誰就能活得自在。當然，在這裏並不否定那些靠自己本事單打獨鬥闖天下並且成功的人。但是誰又能做到有關係不利用，隻靠本事吃飯呢？這樣的人恐怕很少，不過也確實讓人佩服，但是心中的苦怕也隻有他自己清楚。總之，在當前社會無論你要做什麼，總是會習慣性地先捋捋看自己有沒有這方麵的關係，研究一下這個關係能起的作用有多大，這恐怕已經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一種思維定式。隻要有關係，我們在做事方麵就會有信心得多，一旦沒有什麼關係，在做事方麵總會感覺單薄無助，無人依靠。這不能怪任何人，同樣做一件事情有關係的成功率比沒關係的要高得多，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且古今通用，皆是如此，並沒有太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