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奕為代表的清政府甘願向洋人低頭，可全國的百姓就沒這麼好的耐性了，所以遍及全國的教案是最讓人頭痛的事情。
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衡陽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月的酉陽教案等等，都是與法國天主教發生的流血衝突。這些慘案都是以犧牲大清百姓的利益結案的。眼下法國的損失比哪次都要多，他們不知又要從大清攫取多少好處，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呢？一想到這件事，奕就頭痛欲裂。
而兩宮太後和小皇帝隻希望大清能少一點動亂，至於洋人如何在大清領土上胡作非為，她們從來不管，所以更願意掏錢息事寧人。
結果，清政府因為害怕已經把炮口對準大清的洋人，便向各國承諾：保護各國在華利益，嚴懲肇事凶手，公正處理天津教案。另外，為了表示誠意，還派出崇洋媚外的崇厚充當出使法國的欽差大臣，賠禮道歉。
但是，沒有看到真金白銀的洋人根本不領情，反而咄咄逼人，揚言如果清政府的處理和賠償不能讓他們滿意，便要把天津化為焦土，還要打到北京去，火燒紫禁城，割掉慈禧的腦袋為死難的同胞報仇雪恨。
囂張！簡直是囂張至極！落後就要挨打，千古都是這個道理。
事態越來越嚴重了，必須派一個得力的大臣去收拾這個爛攤子，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派誰去合適呢？恭親王奕想到了曾國藩，也許這匹老馬能力挽狂瀾，息事寧人。
雖然這個差事不好辦：如果對鬧事的群眾處理得太輕，不滿意的七國列強就有可能聯合起來向大清發難，如果真的打起來，自己就是不被慈禧罵死，也逃脫不了牢獄之災。如果對鬧事的人處理得太重，就可能激起國人的憤怒，被扣上賣國賊的惡名。但恭親王奕還是選定了曾國藩，因為讓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是憑空抓的，而是有根據的：
同治七年七月（公元1868年8月），法國天主教教士金緘三在揚州三義閣所辦的育嬰堂死去幼嬰14名，據調查，該育嬰堂在數月內非正常死去40多名嬰兒，因而發生群眾性的反洋教鬥爭，搗毀法國三義閣育嬰堂，並將英國在揚州開設的“內地會”教堂焚毀。
兩江總督曾國藩聞訊後，趕緊與英、法兩方代表談判，答應嚴懲揚州地方官，賠償所有損失，在教堂前立碑，申明保護傳教士等過分要求。
雖然穩住了洋人，但群眾不樂意了，認為曾國藩屈服洋人，犧牲了國人的利益。曾國藩害怕事態擴大，勸群眾不要鬧事，他費盡全力，才平息了揚州教案。
既然曾國藩能處理好揚州教案，那麼天津教案也應該沒問題。於是，奕提議火速派曾國藩去天津善後。此刻，朝廷已經被洋人的軍艦嚇破了但，恨不得趕緊息事寧人，於是，也顧不得曾國藩越來越差的身體狀況，同意了派他前去處理天津教案。
就這樣，這個燙手山芋被扔到了曾國藩手裏。
以奕為代表的清政府甘願向洋人低頭，可全國的百姓就沒這麼好的耐性了，所以遍及全國的教案是最讓人頭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