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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一師後，毛澤東遇到了他的人生導師——楊昌濟。楊昌濟不僅在學習、品德、體育、修身等諸方麵，對毛澤東進行了全麵的引導，而且，對他的思維方式、誌向選擇，也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很多人都評價說，楊昌濟對毛澤東，真可謂有再造之恩。那麼，在一師求學期間，楊昌濟又是如何影響毛澤東的呢？
另外，新中國成立後，在評價一師時，毛澤東曾說，“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也沒有到外國留過學。我的知識，我的學問，都是在一師打下的基礎。”那麼，毛澤東在一師的讀書生涯中，又有哪些方法和特點，值得今人借鑒呢？本章將為你進行全麵地解讀。
第一節 名校一師的召喚
今天，提起毛澤東的師範生涯，人們都覺得，他的那五年，全都是在一師度過的。其實，1913 年春，毛澤東最初報考的，並不是第一師範，而是湖南四師。
對於這次升學考試，在自傳中，毛澤東曾有過這樣的回憶：“當時，有兩個朋友，鼓勵我進行報考，而且，還讓我幫助他倆，也準備一下入學考試的作文，就這樣，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沒想到三個人都錄取了。”[1]
應當說，經曆了半年時間的軍隊鍛煉，又在省圖書館自修了一段時間，如今能重返校園，對毛澤東而言，這是一件非常開心之事，誰曾想，開學沒多久，第四師範竟與省立一中，因校址問題，鬧起了紛爭，結果搞得全校師生，[1] 埃德加· 斯諾：《西行漫記》，第135 頁。
人心惶惶，寢食難安，根本無法再安靜地學習。
最後，兩校官司打到了省政府，省督湯薌銘，軍閥出身，脾氣火爆，根本沒耐心去聽雙方的辯解，幹脆一紙公文，強令校址劃歸一中，四師歸並一師。就這樣，雙方扯皮半年多的官司，沒想到，竟被這個湯屠戶瞬間就給解決了。
兩師合並的消息傳出，師生們歡欣鼓舞。也許有人會說，學校被人兼並，本是痛心之事，他們為何還會化悲為喜呢？
其一，這一師背靠妙峰山，毗鄰湘江水，校園內綠樹成蔭，花團錦簇，風景格外誘人。尤其那歐式拱門、西式浮雕，更與亭台樓閣交相生輝。其環境之優美，和四師相比，簡直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其二，一師的教師隊伍，名家薈萃，人才濟濟。比如，海歸學者楊昌濟，作家黎錦熙，語言學家方維夏，國學泰鬥袁吉六……這樣的師資力量，在整個湖南，也算首屈一指。
另外，更讓毛澤東心動的，還有一師那光輝熠熠的曆史。
追本溯源，“一師前身，為南宋理學大家張栻，所創辦的城南書院，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曆史。當時，是與嶽麓書院比肩齊名，最負盛名的兩大學院之一。”[1] 到了晚清，城南書院，更是臥虎藏龍，星光燦燦。例如，曾國藩、左宗棠、[1]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16 頁。
黃興、陳天華等國之棟梁，都曾在這裏修身學習，留下過足跡。如今，能與這些前輩成為校友，能在他們的光芒照耀下前行，毛澤東又怎能不心潮澎湃，激情滿懷呐？
當然在一師，毛澤東的最大收獲，是遇到了導師——楊昌濟。其實，早在剛入學時，毛澤東就對楊昌濟已如雷貫耳，因為像楊昌濟這樣的，曾留學英、日、德三國，學貫中西、才富五鬥的大學者，別說在一師，就是整個長沙，也是鳳毛麟角。所以，一聽這位哲學大家要來擔綱授課，毛澤東自然是喜出望外，恨不得馬上一睹大師的風采。
但實話實說，當楊昌濟走上講台開講，他的表現，卻讓毛澤東和同學們大失所望。關於這一點，楊昌濟的另一位弟子蕭瑜，就做了細致地描繪：“他眼窩很深，但眼睛甚小，膚色黝黑，說話笨拙，上課就念他的講義，隻念一遍，絕不重複，也不加以解釋。一堂課上完，幾乎每個學生都甚感失望。”[1]
盡管第一印象不佳，然而深入接觸之後，毛澤東卻對這位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那麼，楊昌濟又憑借什麼吸引了毛澤東呢？
大家知道，入學之前，毛澤東曾在“省圖”自修半年，[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296 頁。
期間他不僅讀了大量西方譯作，同時，其內心世界，也積滿了諸多疑惑。所以，考入一師後，毛澤東急切地拜師求教，希望高人指點迷津，然而，討教之後，他卻大失所望。
由於一些老師知識麵狹窄，底蘊不夠，因此，對毛澤東所提的問題，不是一知半解，就是似懂非懂。而楊昌濟先生則不同，他給出的解釋，不僅頭頭是道，詳盡完滿，而且，他的許多高見，毛澤東聽了，還深感振聾發聵，醍醐灌頂。
給蕭瑜的信裏，他就慨言：“吾觀先生之涵宏盛大，實乃我輩不可及也。”[1]
蕭瑜也承認，“楊昌濟這個人，雖然講話並不流利，但他的每句話，都意味深長，他的許多真知灼見，也是別人難以企及的。所以，與之相處久了，同學對他都產生了好感，變得尊敬和讚賞。”[2]
與楊昌濟相交之後，應當說，他帶給毛澤東的最大影響，還是哲學上的啟蒙。
那時，楊昌濟就常講，如今，很多學生入學之後，都急迫地想學習知識和技能，其實，這是一種誤區。楊昌濟認為，對年輕人來說，首先要培養的應是哲學的思維和視角，[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4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296 頁。
說得通俗點，就是要學會一種看待世界、洞察世界的能力和方法。所以，他一再教導學生：“沒有哲學思想的人是庸俗的。”[1] 他還說：“欲解宇宙之現象，不可不用科學的研究，欲認識宇宙之本體，則不能不依賴哲學的思考。”[2]楊昌濟的這些教誨，讓毛澤東深受觸動。為此，他迷戀上了哲學，他不僅課堂上認真聽講，課後也經常跑到閱覽室，借來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尼采等哲學大家的原著，進行仔細研讀。最讓同學驚訝的，是他曾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將楊昌濟所編譯的《西洋倫理學史》逐字抄寫。一部十萬字的講義，他竟抄了整整七大本。在給黎錦熙的信裏，他就懇言：“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之人，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故吾以為，欲使愚人歸於智，非普及哲學不可。”[3]從這些事例，也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哲學的學習，又是多麼的用心和專注！
為了開闊弟子的視野，楊昌濟還力邀毛澤東，參加了他與黎錦熙、方維夏等人創建的哲學小組。每逢周末，諸位同人齊聚一堂，不僅相互介紹新書，溝通讀書心得，還[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72 頁。
[2] 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第86 頁。
[3]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6 頁。
常在一起談論天下大事。在這個小組裏，毛澤東還結識了蔡和森、陳昌等人，這也為他們日後共創新民學會留下了伏筆。
在一師，楊昌濟不僅在學問上，對毛澤東指教不少，而且在生活上，也對他處處關心。比如，1915 年6 月，毛澤東因帶同學抗議學校亂收學雜費，惹怒了校長，聽說校方欲為此事要將毛澤東等開除，楊昌濟不僅和一些老師挺身而出，極力為毛澤東辯護，甚至不惜以辭職相威脅，迫使校方收回了成命。
到了暑假，一聽毛澤東不想回家，而是要利用假期和同學一起自修，楊昌濟不光將自己的芋園，借給毛澤東和同學住，平時，他還經常登門，為弟子做學問上的指導。
從這兩件事也可看出，當時，楊昌濟對毛澤東的關切之情。
另外，就學期間，楊昌濟還常邀毛澤東到家中，共進晚餐，開懷暢談。正是在楊家的餐桌上，澤東同學和開慧小妹，有了最初的了解和接觸，並在這位少女的心中，播下了萌萌的情愫。
回首毛澤東的一師曆程，雖然他和老師隻相處了短短三載，但楊昌濟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深深影響了他，並使他化蛹為蝶，人生涅槃，有了一個全新的自我。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以毛澤東的天賦，即使沒遇見楊昌濟，他也一定會成為棟梁之材，但平心而論，如果沒有楊昌濟的栽培、楊昌濟的啟迪，毛澤東的一生，絕不會如此輝煌和燦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楊昌濟對毛澤東的確有再造之恩。那麼，在一師的時候，楊昌濟又是如何塑造毛澤東、教誨毛澤東的？接下的章節，我們將一一道來。
第二節 宏觀思維
通過跟楊昌濟學哲學，毛澤東的最大收獲，就是站得高了，看得遠了，判斷事物，不再拘於細枝末節，而是能從大局觀、全局觀去考慮。
他說：“登上高山之巔，方可一覽眾山小，隻有殫精研思，窮高極遠，才能拿得定，看得透。”[1]蕭三也證實，“那時，他就愛對大家講，要多從大處著眼，多往遠處著想”[2]，不能舍本逐末，隻看眉睫，不見泰山，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這種抓大放小的眼光，讓毛澤東入學沒多久，就顯示出了非凡的見識。比如議論時局，其他人都愛就事論事，為些小點喋喋不休。毛澤東則不然，他是站在時代的高度，[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87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77 頁。
以一種全局的思維，對現實問題進行點評和分析。所以，每次聽了他的話，大家都會感到豁然開朗，耳目一新。
另外，觀察問題上，毛澤東也喜歡追根溯源，非要弄出個理來。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他就懇言：“但凡天下之物，隻有知其理，才可益窮之。聖人之所以通達天地，知曉未來，皆因抓住了事物的本源。故吾決心，今後，要將全副工夫，都向大本大原處探討，至於那些枝葉扶疏，不再妄論短長，占去日力。”[1]
說到看本源，毛澤東最生動的例子，莫過於1917 年夏，他對當時憲政改革的看法。
大家知道，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台，為了收買人心，重提憲政口號，這讓許多文人政客，都覺新機再現，於是，紛紛獻計獻策，私下展開活動，以圖在新的政治版圖中，也能撈上一點資本。然而，麵對這場熱烘烘的鬧劇，毛澤東卻很不感冒。他說：“如今的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等，其實這些皆非本源，不過權宜之計矣。”[2]那麼，在毛澤東的眼裏，什麼樣的改革，才算抓住了[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7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 頁。
本源呢？給黎錦熙的信中，他就寫道：“今人，之所以為強有力者顛倒之，播弄之，皆因民智汙塞，人們失去了主觀靈性。所以，如果人心這個問題，不加以解決，民眾不能覺醒，任何枝節的改革，都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隻能支離破碎。”[1]
正鑒於此，他大聲疾呼：“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又焉有不能者乎？”[2]聽了毛澤東的分析，開始同學都覺得，他對形勢的估計，未免太悲觀，然而，接下來的幾年，國家的政治走向，卻完全驗證了他的這種預判。眼見軍人政治愈演愈烈，黎民百姓怨聲載道，就連聲稱“不談政治”的獨秀先生，也坐不住了。1919 年2 月，在《我的國內和平意見》中，他也激憤地說：“如果國民不覺悟，南北軍閥不廢除，一切政治法律，都是空談。”[3]
給黎錦熙去信時，毛澤東不過二十出頭，隻是一介中專生，可他的政治預見，竟比陳氏這樣的大哲，還有先見之明。
由此可見，經過哲學的訓練，毛澤東的思想，是多麼深邃，他的思維又是多麼特別。難怪接其信後，黎錦熙不禁感歎：[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 頁。
[3] 陳獨秀：《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實乃可大造也。”[1]除思考問題時講宏觀，求本源，在事務的判斷上，毛澤東也提出了“不蔽於物、不瞀於情、不絯於智”[2] 的做事三原則。
毛澤東所講的這三點，按現行的話說，就是做事情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不受情感衝動而驅使，更不能僅憑經驗習慣，一拍腦袋了事。
正因如此，求學期間，毛澤東就要求自己，無論做什麼，都應反複思考，認真論證，決不能輕易下結論，急著做判斷。他說：“大宇之內，萬象之眾，息息相通，惟明而後斷，隻要用心，則小物也能辟大理。”[3]當然，毛澤東所提的這種境界，別說常人無法企及，即使睿智之人，也實難做到，可當時的他，就是以如此苛刻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磨礪自己，這讓他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自然也越來越高。
同學張國基就說：“他分析能力之強，觀察眼光之高，是當時任何同學都無法比擬的。他看問題不僅比大家深，[1]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2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3 頁。
[3]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83 頁。
比大家遠，而且，還極具前瞻性。”[1]好友蕭三對他的這一點，更是佩服得不得了。蕭三說：“潤之的頭腦，真是太特別了，他無論分析時局，還是探討學問，總能剝離表麵的東西，一下抓到事物的本質，找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所以，那時不管誰有了疑問，隻要和他一談，都能迎刃而解，一如冰釋。”[2]說到毛澤東的預判力、前瞻性，有兩件事特別生動。
第一件事，是1915 年秋，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上調教育部，成為新教科書的編審。對於黎錦熙的高升，別人紛紛道賀，而毛澤東卻大煞風景，一再勸黎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戀君歸。”在信中他還說：“當今政府，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其收攬名士政策，絕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將天下有誌者，乃為其所用矣！”所以，他反複叮嚀恩師：“北京如冶爐，所過必化。弟聞人言，為之心悸，固來書勸師，速歸講學，如待有為，絕不可急欲圖進。”[3]毛澤東的危言相勸，黎錦熙甚是感動，坦然納之，但也有人覺得，他的此舉，未免小題大做，然而沒過多久，袁世凱果真祭起複辟大旗。在這場鬧劇中，正如毛澤東所[1] 《五四運動回憶錄（續）》，第282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77 頁。
[3]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0 頁。
預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墮袁氏術中”[1]，就連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樊增祥，這樣的反清鬥士，也皆因為袁氏登基，鼓噪抬轎子，搞得身敗名裂。
此事過後，許多師生都對毛澤東的政治預見，驚歎不已，說此生年紀輕輕，就嗅覺如此了得，真乃棟梁之材也。
而毛澤東的另一件事，則更讓人驚歎。1916 年夏，給蕭瑜的信中，毛澤東就對中日關係的走向，做出了這樣的預測。他說：“思之，思之，日人實為我國勁敵也。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生存。而當今國人，卻猶酣未覺，注意東窗事少。”在信裏，他還預言，日後倭寇侵華之路徑，是“先滿蒙，北邊動，而後，胡馬駸駸入中原。”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孫，隻有磨礪，以待日本。否則，即使縱橫江山萬裏，也會屈於三島，民眾四萬萬，也將被三千萬者所奴役。”[2]
毛澤東發表此言時，北洋政府正為軍費開支，私下裏與東鄰眉來眼去，打得火熱。所以，聽了毛澤東的預測，很多人都不以為然，有人就講，二十年的光陰，人間滄桑，世事難料，僅憑一己之見，就妄下斷論，未免有點杞人憂天。
[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1 頁。
然而，時事的發展，卻正如毛澤東所料，十五年後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占領東北，二十年後七七盧溝橋事變，日軍又大舉進攻中原，中日全麵開戰。
麵對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澤東的先知先覺，許多同學都不禁感歎，“其料事如神之功，實乃天人可比也。”
為此，當時，就有人預言，以毛澤東的這種天分，必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幹出一番驚天動地之事。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可以說，他對大局的緊抓，他對宏觀的看重，一直情有獨鍾。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國家建設時期，他總是要求，“無論做什麼，都應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他的這種思維模式，與對手蔣介石形成了明顯反差。
“蔣介石這個人，在軍隊管理上，有時過於拘泥細節。比如，部隊怎麼設防，武器怎麼配備，甚至，連士兵係沒係風紀扣這樣的小事，他都操心。而毛澤東則相反，他的眼裏盯的都是大事。比如，是‘誘敵深入’，還是‘圍點打援’，是‘隔而不圍’，還是‘圍而不打’。至於具體戰鬥，該怎麼攻，怎麼打，則交給手下的將軍說了算。”[1] 所以，從戰略層麵上講，蔣介石的思維，也遠遠遜於毛澤東。
[1]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1 頁。
第三節 矛盾
在哲學的學習上，毛澤東的另一收獲，就是對矛盾的認識。
大家知道，毛澤東求學的那幾年，國內形勢真是混亂極了。先是袁世凱倒行逆施，企圖複辟，接著南北軍閥又大打出手，兵戎相見，而當時的湖南，恰處兩軍爭鬥的前線，其狀況更是烽煙四起，戰事不斷。
麵對如此危局，重壓下的百姓，都活得提心吊膽。這種負麵的情緒，自然也傳染到了校園。《新民學會資料》中，羅章龍就回憶，“那時，長沙各校的學生，皆對未來憂心忡忡，甚感茫然，有人就感歎，生錯了年代。”[1]然而，麵對各種亂象，毛澤東卻顯得非常平靜和坦然，從他身上看不出絲毫的焦慮和不安。比如，那時他常愛去[1] 《新民學會資料》，第502 頁。
鄉間，做社會調查，每當戰事吃緊，好友們都勸他算了，以免遭遇不測，可毛澤東卻不為所動，依然按計劃出行。
不僅如此，每次回來，他還會將一路的所見所聞，饒有興趣地講給大家聽。毛澤東的這種臨危不懼、遇亂不驚的心態，同學都頗為佩服。
那麼，同處亂世，為何毛澤東就能做到積極應對，波瀾不驚呢？
首先，對紛爭的看法上，毛澤東就認識深刻，見解不凡。
他常言：“人生在世，總會矛盾相生，對立相伴，世界無此差別，就不構成我們的曆史與生活。”[1]至於對某些人，所期盼的那種無矛盾，無衝突的“理想社會”，他則譏諷地說：“這樣的人生境遇，恐怕隻有陶淵明筆下的仙境才能實現，而當今時代絕無此境。”[2]正因意識到了矛盾的無處不在，矛盾的無法回避，所以，不管遇到怎樣的難題，遭受多大的壓力，毛澤東都以積極的心態，勇敢地去承受，樂觀地去麵對。
毛澤東的這種人生態度，得到了楊昌濟的高度讚賞。
他也鼓勵說：“任何社會，都有光明的一麵、暗黑的一麵，[1]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1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5 頁。
即使極亂之世，仍有君子，極治之世，也非無小人。所以，君子積誠立德，不應隨俗苟且，哪怕身處亂世，仍能以匹夫之力，而轉移一世之風也，故夫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
再有，在亂世的解讀上，毛澤東也與常人大不相同。
他指出，“伊古以來，人們總是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曆史之過程，亦有生活之價值。”[2]在其日記中，他就這樣寫道：“吾人攬史，總讚戰國之逐，劉項之爭，漢武驅匈奴，事態百變，三國時代，人才輩出，令人喜讀。固吾以為，寧靜安逸之境，不能長處，而倏忽變化，乃人性之喜也。”[3]
由此可見，“亂”在毛澤東的眼裏，並非全是壞事。
他甚至認為，衝突的劇烈，矛盾的激化，更能激發人的鬥誌，調動人的潛能，反而讓一些救世英雄，橫空而出。
一師的時候，毛澤東不僅遇“亂”不驚，而且，在生活上，他的那種豁達，那種沉穩，也讓同學肅然起敬。好友蕭三就曾感歎：“其實，一師的頭幾年，潤之過得並不順，經曆的坎坷也不少。別的不說，光記過他就挨了三次，還有[1] 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第81 頁。
[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6 頁。
[3]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6 頁。
兩次差點被開除。這些事要是擱在別人身上，早就受不了了，然而，不管碰到多大的難事，遭遇怎樣的不公，他都能從容地去對待，從沒見他為此，垂頭喪氣過。”[1]張國基也講，毛澤東這個人，最值得稱道的，就是他的抗壓力，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都能保持一顆平常心。
盡管，毛澤東的臨危不懼，樂觀向上，獲得了一致好評，但他仍覺得，光有這些還遠遠不夠。他常言，生活的強者，不僅要敢於直麵矛盾，更重要的是，要學會處理矛盾，解決矛盾。
為此，他指出：“矛盾雙方並非總是對立，相互排斥，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之間也可相互轉化，形成統一。”[2]所以，他一直強調，不管遇到什麼難題，都不可被動地去應對，消極地去接受。在對待矛盾上，他一直都主張，要抓住有利時機，因勢利導，化不利為有利，促使矛盾向積極的方麵去轉化。
關於這一點，有個例子頗為生動。比如，“進校沒多久，毛澤東就曾遇到了興趣學習與課程設置的矛盾，因對一些[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71 頁。
[2] 《矛盾論》。
科目非常討厭，有段時間，他經常請假逃課，即使去上課，也是將教科書擋在前麵，自己卻在下頭，偷偷看課外書。
毛澤東的這種行為，自然讓任課老師很是生氣，為此他沒少挨批。”[1]
那麼，如何才能化解興趣學習與應試教育兩者之間的矛盾呢？有段時間，為了此事，毛澤東真是傷透了腦筋，後來，經過細心觀察，他似乎找到了解決矛盾的鑰匙。
他發現，“一師有個傳統，就是對寫作非常重視。老師們都認為，教好學生多讀文章，多寫作文，就是最大的責任。”[2] 蕭瑜也講：“那個年代，作文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誰的作文好，他自然就成了老師眼裏的優秀學生，他就會受到一定的優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