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舊和姑姑住在一起，除了平時偶爾出去看場電影，她們還會到書店裏淘些舊書。沒有過多的應酬，更多的時間，愛玲都待在樓上。
公寓窗外的大街上，鑼鼓聲破空而來，翻身的主人們在扭著喜慶的秧歌。愛玲躲在窗內，用新奇的眼光打量那一切。時代變了，她的寫作舞台，已換上全然陌生的背景。她知道自己筆下那些舊式大家族裏的男男女女，那些沒落、騷動、苦悶、小奸小壞的人物，將不會再有市場。可除了這些，她還能寫些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
那時，對政治滿懷一腔狂熱之情的左翼作家們，將壓抑了很久的政治熱情一下子釋放出來，一時間，他們對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寫作充斥了上海文壇。對那些作品，愛玲是不敢苟同的。 她覺得那樣的作品在毫無藝術感地圖解人生，缺乏對人生透徹的體悟。當然，她的文藝觀也遭受到左翼作家們猛烈的抨擊，她的影片《太太萬歲》也未能幸免，有一些頗為欣賞她的電影的左翼作家甚至都沒能客觀地給予評價。那時候，他們一致認為愛玲是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救世之心的女作家。愛玲卻對他們那種一味迎合讀者心理的寫作極為反感。時隔多年，我們再讀那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不得不承認，愛玲當時的眼光是何等的敏銳正確，那些在特殊曆史時期產生的所謂文學作品，或者在某一個時期曾起到過揭露社會苦難、呼喚世道人心的作用，但從文學藝術的層麵來講，卻難以讓人從中享受到藝術的美。
我甚至隻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認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者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
可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愛玲如何再去尋找那些她曾經熟悉的生活細節，如何在生老病死、男歡女愛裏去觸摸人生最安穩的底子？她已失去了那樣的生活土壤。
曾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嗎？”愛玲想了一會兒，說：“不會。或許隻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旁人那裏打聽到，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算無產階級，她也就不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矛盾太多，困惑也太多，在這些矛盾與困惑麵前，愛玲迷惘著，追尋著。她天生為文字而生、為寫作而生，縱然寫作路上遇到再多的波折困難，她亦不會就此止步的。一片喜氣洋洋的大時代氣氛，還是讓她激動難安。上海解放後，朋友龔之方與唐大郎又興興頭頭地辦起一份通俗報紙《亦報》，並來催她寫稿。
朋友的盛情難卻，自己心裏也總有些什麼想寫想說。愛玲閑置了好久的筆，又被她重新握在手裏。
仍舊和姑姑住在一起，除了平時偶爾出去看場電影，她們還會到書店裏淘些舊書。沒有過多的應酬，更多的時間，愛玲都待在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