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玲原本是把自己與政治清楚地劃清界限的，但凡與政治沾邊的會議，她一律不去參加，可那次，拿到那份請柬，她還是被感動了：那樣的時節，他們還沒有忘記她。
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代表大會在市區一家中等電影院勝利影院召開。與會代表自然是當時文學藝術界的知名人士。愛玲第一次參加那樣的會議，在著裝上頗費了一番腦筋，衣櫃裏那些奇裝異服自然不能穿了去，樸素、端莊，是最起碼的。最後，她挑了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絨線衫。到了會場，她才發覺自己的裝束與整個會場是那樣的不和諧。會場裏，一張張陌生的男女臉孔，清一色的中山裝與列寧服。愛玲幾乎找不到幾個熟悉的人，她找個角落悄悄坐下來。聽旁邊的人笑語不絕，愛玲越發顯得形單影隻。她還是麵色平靜地聽完相關的會議報告。那是愛玲第一次出席那樣的文化會，當然也是最後一次。
同年七八月間，愛玲聽從夏衍的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下鄉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兩個多月，那也是她唯一一段她融入新時代與大眾走得最近的生活曆程。
曾經以衣炫人的愛玲也開始嚐試慢慢適應普通大眾的生活，把那些華麗的旗袍大襖都深鎖在衣櫃裏，她也換上那些淺灰深藍的衣衫。那時開始實行配給製了，吃配給糧，穿配給衣。愛玲得到一塊湖色的土布，一段雪青洋紗，一向愛美的她別出心裁，用那些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裝單衫和一條褲子，她就穿著那樣的家常衣裳去排班登記戶口。
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巷堂小學課室裏的黃漆小書桌，有個穿草黃製服的大漢傴僂著伏在桌上寫字，操一口濃重的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輪到愛玲，他一抬頭，便道：“認識字嗎？”愛玲笑著咕噥了一句：“認識。”心裏竟是驚喜：他將她誤作一普通老鄉婦女了，她的臉上身上終於不再刻著“知識分子”。有這樣的感覺，倒也不是愛玲反感知識分子，她向來尊重知識。她隻是覺得在那樣的場合之下，她終於給人以親近的感覺。她其實一直在很努力地融入普通大眾的生活中去，期待在那全新的生活領域裏開拓自己的寫作疆場。
然而，個人力量終抵不過時代巨手。時代變了，生命中曾經的一些歡樂再不能回到她這裏。衣食住行，生命最基本的保障與支撐，如今全變了。不能穿奇裝異服算不得什麼，可總要吃飯活下去。愛玲是一名作家，隻有不斷地寫出新的作品才能保證最基本的生活。可她寫不出來了，自《十八春》《小艾》之後，她就再也沒有像樣的作品拿出來。她的根須終究無法深入到眼前的生活中去。而新的煩惱，又不斷地來擾亂她的心，頭上的那頂漢奸文人的帽子，揮之不去，她走不出那個陰影。
愛玲原本是把自己與政治清楚地劃清界限的，但凡與政治沾邊的會議，她一律不去參加，可那次，拿到那份請柬，她還是被感動了：那樣的時節，他們還沒有忘記她。
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代表大會在市區一家中等電影院勝利影院召開。與會代表自然是當時文學藝術界的知名人士。愛玲第一次參加那樣的會議，在著裝上頗費了一番腦筋，衣櫃裏那些奇裝異服自然不能穿了去，樸素、端莊，是最起碼的。最後，她挑了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絨線衫。到了會場，她才發覺自己的裝束與整個會場是那樣的不和諧。會場裏，一張張陌生的男女臉孔，清一色的中山裝與列寧服。愛玲幾乎找不到幾個熟悉的人，她找個角落悄悄坐下來。聽旁邊的人笑語不絕，愛玲越發顯得形單影隻。她還是麵色平靜地聽完相關的會議報告。那是愛玲第一次出席那樣的文化會，當然也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