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的遭遇的確如此。他不斷地為情癡狂，達到一種如癡如狂的狀態，並不斷地幻想著獲得幸福，然而現實中的愛情很快就幻滅了，隨之而來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但這樣的愛情經曆似乎激發了貝多芬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一直到了晚年，他激昂的性格，才慢慢地趨於平靜。
1801年，他喜歡著朱麗埃塔·圭恰迪妮，那首著名的第二十七號之二的《月光奏鳴曲》就是因為題贈給這位女士而被世人得知的。他寫信給韋格勒說：“現在我的生活比較舒適，和家人來往也多了些……這些變化都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帶給我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兩年來我初次感到自己是幸運的。”可是他卻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首先，在這段愛情裏，由於自己身體上的殘疾，加上艱難的生活狀況，使他無法娶他所愛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很風騷、幼稚、自私的一個女人，這也給貝多芬帶來了不少麻煩。1803年11月，她嫁給了加倫貝格伯爵。隨後，她還利用貝多芬對她的感情，請貝多芬幫助她的丈夫，貝多芬雖然答應了，但從此以後便瞧不起圭恰迪妮了。
這段愛情經曆摧殘著貝多芬的心靈，使他原本脆弱的心靈變得不堪一擊，貝多芬的精神近乎崩潰，他的生命似乎走到了死亡的邊緣。這種絕望而苦悶的心情，從他寫給兄弟卡爾與約翰的遺囑中便可看出，遺囑上注明“等我死後開拆”。這是他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呼喊，也是他奮力反抗的呼喊。聽到的人沒有不為之動容的。他幾乎想要自殺，但堅強的意念阻止了他。他對自己耳聾痊愈的最後的希望也沒有了。“一直以來支持我堅強活下去的動力消失了。噢，上帝！請給我一天真正的快樂吧，就一天也好！我已經很久都沒有聽到歡樂的聲音了！什麼時候我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永遠？不，這太殘酷了！”
這是臨終前的哀訴，但貝多芬還是堅強地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剛毅，不會輕易向命運屈服。“我的體力和智力突飛猛進……我感到我的青春不過才剛剛開始。生活的目標就在我的麵前，雖然不能真切地看清楚，但我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它……噢！如果我擺脫了這可惡的疾病，我將擁抱整個世界……除了睡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休息方式，而我卻不得不花費比以前更多的時間用來睡覺。但願我能擺脫這疾病，即使擺脫一半也好，我已經承受不了了……如果我能擺脫疾病的折磨，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屈服……噢！如果能活上百上千次，那該多美好啊！”
貝多芬對愛情的狂熱，疾病的折磨，內心的悲苦，時而沮喪時而驕傲的情緒，都反映在1802年的作品裏：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俗稱《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作品第三十一號之二的奏鳴曲，其中戲劇式的吟誦體仿佛一場偉大而淒婉的獨白；題獻給亞曆山大皇帝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根據格勒特的詞句所譜的六支悲壯的宗教詩（作品第四十八號）。1803年的《第二交響曲》，反映了貝多芬年少氣盛的愛情，從中可以感到一種壓倒一切的堅強意誌，一種無可抵抗的力量將憂愁一掃而空，樂曲的結尾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貝多芬渴望幸福，不願相信自己所遭受的災難，他渴望耳聾痊愈，渴望獲得愛情，他對生活充滿著無限的渴望。
在這些作品中，有好幾部進行曲和戰鬥曲的節奏特別強烈。這在《第二交響曲》的Allegro（快板）與終局內表現得非常明顯，尤其是獻給亞曆山大皇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更是富有英武壯烈的氣概。這種音樂所體現的戰鬥性，令人想起貝多芬生活的那個時代。大革命已經波及維也納了，貝多芬沉浸在革命的熱情中。
騎士塞弗裏德說：“他在親密的朋友中間，很熱情地談論著政局，頭腦清晰，目光犀利且極具判斷力。”他對革命黨人抱有極大的同情。最熟悉他的申德勒說：“他愛共和的原則，主張無限製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他渴望大家同心協力地建立國家的政府……渴望法國實現普選，希望由拿破侖建立起這個製度，給人類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石。”他仿佛一個古羅馬人，受到了普盧塔克的熏陶，夢想著出現一個由勝利之神建立的共和國，而這個勝利之神就是法國的首席執政。
於是，他接連寫了《帝國的史詩》、《英雄交響曲：波拿巴》（1804年），以及光榮史詩《第五交響曲》（1805—1808年）的終局。這是一首真正反映革命的音樂：時代的精神在其中顯現，這種精神是那麼強烈，那麼純潔，就好像是重大的事件在心中激起一種回響，即使放到社會現實中，這種精神也不會有所減損。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濃重的曆史戰爭的色彩。也許他自己不曾發覺，在當時的作品裏，到處都留有戰爭的痕跡。
在《科裏奧蘭序曲》（1807年）內，我們感受到了狂風暴雨的呼嘯。《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的第一章，和上述序曲表現得非常相似。《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1804年）同樣如此，俾斯麥曾說過：“假如我常聽到它，我的勇氣將永遠不會衰竭。”還有愛格蒙特序曲、《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1809年），都是用精湛的技藝表現英雄的氣概，有一種千軍萬馬奔騰而過的氣勢。這一切都不足為怪。在貝多芬創作第二十六號奏鳴曲中的“英雄葬曲”時，霍赫將軍已經戰死在萊茵河畔，他是比《英雄交響曲》的主人公更值得謳歌的將軍，他的紀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倫茨與波恩之間的山岡上，即使當時貝多芬並不知道此事，但他在維也納也已經目睹了兩次革命的勝利。1805年11月，當《菲岱裏奧》初次上演時，在座的便有法國的軍官。他還將《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題贈給攻陷巴士底獄的於蘭將軍，此時的於蘭將軍正住在洛布科維茲家裏，是貝多芬的朋友兼保護人。1809年，拿破侖駐紮在舍恩布倫。不久，貝多芬便對法國的征服者產生一股厭惡之情。但我們依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仍然狂熱地崇拜法國人所創造的史詩般的業績。所以如果不了解貝多芬當時的心情，對他那歌頌赫赫軍功和偉大勝利的音樂，就隻能一知半解而不能徹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