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的這部巨作終於征服了庸俗的群眾，同時也動搖了維也納的浮華之風，這種風氣是在羅西尼與意大利歌劇影響下形成的。此時的貝多芬正想著移居倫敦，到那邊去演奏《第九交響曲》。像1809年的情景一樣，幾個富貴的朋友又來請求他不要離開這裏。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樂曲，這部作品飽含了您深沉的情感，超現實的光芒籠罩著您的心靈，也照耀著這部作品。在您本來就已經很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著沉默，這令所有關心您的人感到傷心。當本國的藝術作品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外國音樂逐步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的時候，在人類中占有崇高地位的天才，竟默然無聲……我們將整個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我們希望您能給這個民族帶來新的生機和新的光榮，摒棄當下不好的風氣，建立一個真與美的新世界……但願我們的希望不久就會實現，但願因為您的天才，會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一個更加繁榮的明天！”
從這封慷慨激昂的信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貝多芬在德國優秀階級中所享有的聲威，世人不僅在藝術方麵崇拜貝多芬，更是欽佩貝多芬的道德修養。當人們稱頌他為天才的時候，想到的第一個詞既非學術，也非藝術，而是“信仰”。
貝多芬被這些言辭感動了，決意留下來。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舉行了《D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第一次演奏會，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場麵十分熱烈，就如同現實生活中的一次躁動。在這個講究禮節的國家，按照習慣，皇族的出場也不過鼓三次掌罷了，但當貝多芬走向舞台的時候，全場群眾連鼓五次掌來表示歡迎。最後由於場麵太過熱烈，警察不得不出麵進行幹涉。交響曲的演奏引起了群眾狂熱的躁動，許多群眾都激動地哭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也激動地暈了過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裏，他朦朦朧朧地和衣睡著，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來。可是勝利隻是暫時的，音樂會沒有給他掙到什麼錢，他依然過著窘迫的生活，並沒有因為這次的演出而有所改善。他疾病纏身，孤獨無依，可他仍然是勝利者——他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自己的命運。
“為了藝術，我可以做出任何的犧牲。拋棄生活中一切的庸俗和無聊，隻專注於我的藝術，因為它就是高於一切的上帝！”
至此他已達到了他終身期望的目標，他獲得了歡樂。但有時他又不得不墮入往昔的創痛裏。在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裏充滿著異樣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已經在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光榮的標記。他未來的計劃是：創作《第十交響曲》、《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裏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寫樂曲，為克爾納的《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譜寫音樂，以及創作《大衛與索羅的清唱劇》。這些計劃都表明他的精神傾向於巴赫、韓德爾等德國音樂大師那種清明恬靜的境界，向往著去法國南部和他朝思暮想的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醫生看見貝多芬，說他變得快活多了，精力也比以前旺盛了不少。同年，當格裏爾巴策最後一次和貝多芬見麵時，倒是貝多芬鼓勵起這位頹喪的詩人：“不要對生活失望，要是我能有你毅力和決心的千分之一該多好啊！”世事艱難，反動的專製政治鉗製著人們的思想。格裏爾巴策呻吟道：“我被言論檢查殺害了。如果想要獲得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到北美洲去吧。”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製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寫信給他說：“文字是被束縛了，但是聲音還是自由的。”
貝多芬就是那個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意誌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時常說到，自己的責任就是將他的藝術奉獻給“可憐的人類”，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為他們造福，喚醒正在沉睡的人類，斥責他們的懦怯，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無盡的勇氣。他寫信給他的侄子說：“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有力量的心靈來鞭策和喚醒那些可憐的人群。”1827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從不懼怕政府、警察和貴族的威力，永遠都能大膽地發表意見，甚至在公眾麵前也是如此。”警察當局知道這個情況後，認為這隻是他們一廂情願的癡人說夢，這些話不會帶來任何的危害，因此也就不予追究，貝多芬得以繼續過著平靜的生活。
因此，什麼都不能使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屈服。在他最後幾年創作的作品中，雖然當時的創作環境十分惡劣，但作品中總是表現出一種嘲諷、不屑的特質。他逝世之前的四個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第一三○號的四重奏，其終局是非常輕快的。這種歡快不同於一般人所說的快樂，它時而是莫舍勒斯所說的嬉笑怒罵，時而是戰勝了痛苦之後動人的微笑。總之，他是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