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絲毫沒有說服他的質問者，這是不需要再提及的事。
但至少除了一些特別的回教徒，他所遇到的其他回教徒都是明白事理的、自由的，並和他一樣充滿了同情之心。其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他在開羅寫信給托爾斯泰，慶祝他被開除教籍，因為這是上帝對聖賢之士的恩寵。他說托爾斯泰思想的光輝溫暖並吸引了所有探索真理的人，他們永遠在期待著他新作品的出現。托爾斯泰誠懇地答複了他。除此，他還受到了駐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爾紮·裏紮·錢親王的敬禮。
托爾斯泰深受巴布主義運動的吸引，他常和這派的人物聯係。其中有神秘的加布裏埃勒·塞西，他是一個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後又投入波斯的巴布主義信仰中。1901年，他在埃及寫信向托爾斯泰陳述他的主張。托爾斯泰回信說：“長久以來，我對巴布主義十分感興趣，關於這個問題的書籍，我也讀過不少”。他認為巴布主義那神秘的根據及其理論絲毫不重要，但他相信，巴布主義在東方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道德律令：“巴布主義遲早要和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融合在一起。”曾有一個俄國人寄給托爾斯泰一部關於巴布主義的書籍，他回應說他確信“從現在的各種教派，如婆羅門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中產生的所有合理化的宗教箴規，必能獲得勝利”。他看到這些教派都傾向“彙合到一種具有普遍性，並且具有人性的唯一的宗教”方麵了。當他得知巴布主義流入俄國，影響到了卡讚地方的韃靼人，托爾斯泰感到大為喜悅，並邀請他們的領袖沃伊索夫到他家裏做客，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
1908年的祝壽文集中，有一個加爾各答地方的法學家，名叫阿卜杜拉－阿勒－邊蒙－蘇赫拉瓦爾迪，他作為回教國的代表，寫了一篇讚頌托爾斯泰的紀念文章。他稱托爾斯泰是尤吉，並承認他的無抵抗主義並沒有與穆罕默德的主義相抵觸，但“應當在真理的光輝中，而非在迷信的雲霧中去讀《可蘭經》，就好像讀《聖經》一般”。他說托爾斯泰並不是什麼超人，但卻是大家真正的兄弟，不是專屬西方或東方的光明，而是上帝的光明、大眾的光明。隨後他預言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與“印度聖哲的規訓結合之後，或許在我們這個時代能出現若幹新的救世主”。
在印度，確實出現了托爾斯泰所預言的那種人格。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除了一些博學之士自以為與世隔絕外，整個印度都處於一種警醒的狀態。而這些博學之士隻醉心於他們的語言學研究，並沒有把向大眾宣傳他們的學問當作一件緊急的事情。歐洲絲毫沒想到1830年發生的印度民族心魂會在1900年發展到如此壯闊偉大的地步。這是精神領域中突然出現的一種繁榮。在藝術上、科學上、思想上，處處彰顯著它的光芒。一個泰戈爾的名字便可以照耀整個世界。差不多同一時間，雅利安社的達耶難陀·娑羅室伐底輩對吠檀多派的教義進行了改革，沙布·錢德爾·森將梵社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工具，並作為調和基督教思想與東方思想的出發點。在印度的宗教界，有兩顆突然出現的光芒萬丈的巨星，或者按照印度的說法，是隔了數世紀之後重新出現的，這兩個思想界的奇跡，一個是羅摩克裏希納，一個是他的信徒辨喜，比他的宗師更為堅毅。
托爾斯泰具有廣博的知識，自然知道他們的出現。他讀過達耶難陀的論文。1896年開始，托爾斯泰就已經醉心於辨喜的作品，並反複閱讀體味羅摩克裏希納的語錄。辨喜於1900年漫遊歐洲的時候，竟沒有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去，真是人類的一大遺憾。作者沒有將這歐亞兩位偉大的靈魂結合在一起，真是一件無可彌補的憾事。
如印度的斯瓦米一樣，托爾斯泰受過“愛之主”克利希納的熏陶。在印度，有不少人尊稱托爾斯泰是一個“聖者”，一個再生的古代哲人。《新改革》雜誌的經理戈帕爾·切蒂是一個崇奉托爾斯泰思想的人，他在1908年的祝壽文集中，將托爾斯泰和出家的釋迦牟尼相提並論。如果托爾斯泰出生在印度，他一定會被視為Avatara（毗濕奴的化身），或Purusha（宇宙靈魂的化身），或斯裏－克裏希納。
曆史是神奇的，此時的托爾斯泰已經從對於上帝的幻想中，轉移到了辨喜，或甘地的偉大行動中去了。
命運有時具有一種奇特的迂回性！達斯是第一個將托爾斯泰引到這條道路上的人，日後又成為印度聖雄身邊最重要的人。此時和去大馬士革以前的聖保羅一樣，卻是反對托爾斯泰思想最猛烈的一分子。1908年末，達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他寫信給托爾斯泰，毫不遮掩他內心強烈的信仰，公然指責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可是他卻要求托爾斯泰不要批評他的報紙《自由印度斯坦》。托爾斯泰回了一封長信給他，差不多是一篇論文，並將其宣告於全世界。他堅決地宣傳他的無抵抗主義和博愛主義，文章的每一部分都引用克裏希納的言論作為他的論證。他抨擊科學的新迷信和古代的宗教迷信。他責備印度人，不應當放棄它們古老的智慧而去模仿西方。
他說：“我們希望，在這個布滿佛教和孔子主義的世界，新的科學偏見將無立足之地，而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在徹底領悟了暴力的宗教謊言之後，就會產生一種適用於全人類的愛的律令，並將由東方的大師以強大的力量向全世界宣示。但科學的迷信已經代替了宗教迷信，開始慢慢地侵吞著東方各個民族了，它已征服了日本，使日本走上了一條最不幸的道路。在中國，在印度，那些自命為民眾領袖的人全都受到了這種科學迷信的魅惑。你在你的報紙上提到了應當用來指導印度社會的基本原則：抗暴力不單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如果不抵抗暴力，不僅無利於自私主義，還會妨礙利他主義。”
“……什麼！你這個具有深刻宗教情結的人，竟相信了科學教育，而拋棄了你們民族自古就已經主張的愛的律令？你的歐洲老師，他們是真理的敵人，是科學的奴隸，他們傳授給你的那些荒謬的言論，你竟沒有反抗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