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蘇黎世
這段時間，我的《耶利米》上演的日子也即將來臨。最後演出大獲成功，而《法蘭克福報》卻向德國透露說，觀看演出的人中有美國公使與幾個協約國的知名人士，對此我並沒有感到不安。因為戰爭已進行了三年，德國已不似當初那般強大，反對魯道夫一意孤行的戰爭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我也逐漸變得更清醒、更警覺。剛到蘇黎世時，我本以為自己會在所有的和平主義者與反軍國主義者中找到誌同道合的人，找到為歐洲的和解而立誌奮鬥的戰士。但後來我發現，隨處都混雜著被兩個陣營收買而為其效命的人，倒字紙簍的女傭、女接線員，形跡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邊服務的飯店招待，那些假裝的流亡者和殉道者，不勝枚舉。箱子被人偷偷撬開，吸墨紙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郵遞途中不翼而飛，一些沒見過麵的熱心的和平主義者有時會突然拜訪，請求在他們的聲名上簽字，或希望提供一些“可信賴”的朋友的地址。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時時處處小心謹慎，當然可靠之人也少之又少，而即使在可靠的人家裏，那種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不問政治的人混雜一起進行的無休止的毫無結果的討論也使我感到無聊，因此我的交往也越來越有限。不過，我第一次學會了如何去觀察一個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永遠反對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他認為這樣會提高自己的地位，他永遠堅守教條，因為他自己根本沒有任何的立足點。事實是，那些策劃謀反的人沒有一個敢造反，那些所謂的世界政治家在需要政治時卻沒有一個真正懂政治。而在戰後的建設中，他們仍然吹毛求疵、滿腹牢騷地否定一切。於是我不想繼續留在這種混亂的環境裏。
我在呂施利孔找到了一家小旅館，這個地方離蘇黎世大約半小時的路程，從山丘上可以看到整個蘇黎世湖和城裏的塔樓。在這裏，我可以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並會見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這些真正的朋友。當時所有被蒙蔽了眼睛的人由於美國的參戰而猛然清醒，他們意識到德國的失敗已是板上釘釘的事。事實是，曾經發誓要戰爭到最後一刻的德國皇帝威廉逃亡國外，為自己的“勝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萬人生命的魯道夫也悄悄溜到了瑞士。那些殘害我們這個世界的野獸也已被除掉。所有的人都歡欣鼓舞，認為戰爭已經永遠結束了。那時年輕的我們天真地認為，一個新的世界已經開始，我們會建立起一個共同的歐洲，這將是一個更加美好、更充滿人道主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