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長篇小說《火線》贏得世界聲譽的昂利·巴比塞曾試圖將歐洲所有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與今後煽動各民族之間仇恨的行為做鬥爭。巴比塞曾委托我和雷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但是由於德國還沉浸在對凡爾賽和約的憤怒情緒中，而在萊因蘭、薩爾和美因茲橋頭堡仍由外國軍隊占領的情況下，要想使有聲望的德國人具備超民族主義的思想，也許是沒有可能性的，因此這應該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但在巴比塞的俄國之行中，廣大群眾對他表現出的極大熱情，使他堅信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民主不可能建立起各族人民間真正的兄弟般的關係，而隻有共產主義才有可能建立起全世界人民之間的兄弟關係。所以他想悄悄把我們的組織變成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不同意他的這種勢必會削弱我們隊伍的激進做法。於是這項本身有意義的計劃最後便不了了之了。我們往往在為爭取思想自由的鬥爭中，由於過於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斷遭遇失敗。
所以我隻有一件事可做了，那就是隱居起來，一門心思搞自己的創作。因為我不願違背自己的意誌而去投他人所好，所以36歲的我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眼中也許已經屬於業已死去的舊時代的作家。我不再喜歡自己的那些早期作品，也沒有再版過“唯美主義”時期寫的書。我要重新開始，隻是還需要等到各種“主義”的激蕩浪潮退卻。我不求虛榮，這使我的心態平和寧靜。於是我開始忙於一套關於“世界的建築大師”的叢書，並在完全冷靜、不急功近利的態度下寫了《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樣一些中篇小說。現在，我周圍的世界開始逐漸恢複正常，那個我可以超脫的時期已然過去，我也不能再猶豫了。我已過了純粹許諾的年齡，現在該是實現承諾和考驗自己的時候了，或者是徹底放棄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