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在國會縱火案發生之後國會消失了，希特勒建立起了納粹獨裁政權。一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當人們知道在集中營和秘密審訊室裏，無辜的人不經過任何法律和手續便被處死時，都不禁毛骨悚然。但仍有人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樣的事不會在20世紀繼續存在，那隻是一開始喪失理智的狂怒表現罷了，他們因而懷著僥幸心理時刻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裏，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麵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慌失措的逃難人，他們乘夜間越過薩爾茨堡山地或者遊過邊界河。躲避慘絕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從此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了整個世界。
不過，一個人在三四十年裏培養起來的對世界的信念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星期就被徹底粉碎。我們依舊相信德國、歐洲和世界良知的存在，並深信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麵前毀滅。當我們1933～1934年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時候，經常有我們前幾個星期都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發生。當然，我們這些自由、獨立的作家事先總會料到某些必然會來的困難、煩惱或敵對行動。國會縱火案之後，我告訴我的出版者說，我的書在德國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了。我始終記得他當時那副驚詫的神情：“誰會禁止您的書呢？您可從來沒寫過反對德國的一個字或幹預過政治呀。”我發覺所有那些駭人聽聞的事情對那些思想深遠的人來說也是無法理解的。希特勒成功地運用慢慢試探、逐步升級的戰術，來針對一個先是在道德上、然後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孱弱的歐洲。那個消滅一切自由言論和獨立的書籍的行動，也是按照那種小心翼翼試探的方法在德國取得成功的。他們開始沒有頒布公然禁止我們著作的法律，隻是暗地裏指使一群不負正式責任、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他們暗示那些大學生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德國的大學生對任何能表現他們反動思想的機會都是很興奮的。他們在大學裏聚眾鬧事，把我們的書從書店裏抄走，有時按中古時代的做法，把書籍釘在恥辱柱上示眾，有時放在大堆的柴火上燒成灰燼。盡管如此，那些真正的讀者卻未受到絲毫響。在1933～1934年間，在設立監獄和集中營之前，我的書雖然遭遇到刁難和淩辱，但銷售量幾乎沒變。
在德國，能與同時代的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韋爾弗爾、弗洛伊德、愛因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優秀的人一起承擔完全被剝奪文學創作的命運，是一種榮幸而不是恥辱。不過，出人意料的卻是，我創作的文學形象在貝希特斯加登別墅裏的高級人物中間一再成為他們最惱火和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使我感到高興與滿足，因為我讓那個新時代最強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時惱怒。
在新政權的最初幾天，一條搗亂的罪名便無辜地強加在我頭上。當時全德國正在上映一部根據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改編的同名電影。當時並沒人對此表示哪怕一丁點兒的反感。但是在納粹黨徒妄圖嫁禍於共產黨人而未能得逞的國會縱火案之後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群人聚集在電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廣告前，相互擠眉弄眼，然後哄然大笑。蓋世太保隨之明白了人們在這片名前大笑的緣故。當晚，這部電影就被命令禁止放映，到第二天，我的那個使他們感到不安的書名便從所有的報紙廣告和一切招貼廣告的柱子上消失了。
接著，在國會縱火案發生之後國會消失了，希特勒建立起了納粹獨裁政權。一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當人們知道在集中營和秘密審訊室裏，無辜的人不經過任何法律和手續便被處死時，都不禁毛骨悚然。但仍有人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樣的事不會在20世紀繼續存在，那隻是一開始喪失理智的狂怒表現罷了，他們因而懷著僥幸心理時刻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裏，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麵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慌失措的逃難人，他們乘夜間越過薩爾茨堡山地或者遊過邊界河。躲避慘絕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從此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