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我回到薩爾茨堡開始工作。出於好奇，為了試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寫的詩句，兩周後，我將第一幕的稿子寄給他。很快我便收到了他寄來的明信片，上麵寫著：“一鳴驚人。”而作為對第二幕更為熱烈的祝賀，他給我寄來了其歌曲的開頭幾句：“啊！我找到了你，你這個可愛的孩子！”他的那種喜悅，或者說對我的鼓勵，帶給我來難以形容的快樂。他始終沒有在我寫的歌劇腳本上改動過一行字，隻是有一次因為反向進行的聲部需要，他請我再加上三四行字。就這樣，我們之間開始了最誠摯的關係。在我完成那部歌劇後，又立即著手第二部的創作，而他早已毫無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歌劇的基本內容。
1933年年初，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時，我們的歌劇《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鋼琴總譜剛好完成。可幾星期後，當局出台了駭人聽聞的強製措施，嚴禁非雅利安人的作品，以及有猶太人參與的作品在德國舞台上演。萊比錫音樂廳前的門德爾鬆像被拆除了，此舉激起了世界音樂界的憤怒。當然，依照這一禁令，我們那部歌劇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了。我本以為裏夏德·施特勞斯會因此放棄與我的合作，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接連寫信給我，提醒說應該為他的下一部歌劇準備歌詞了，因為他當時正在為第一部歌劇配樂。我承認他對我一直堅守著朋友的忠誠。不過，他采取的一些預防措施對我來說卻無法接受。他接近權貴，時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爾會麵，當德國著名指揮家富爾特溫格勒與希特勒公開對抗之時，他竟接受了納粹的國家音樂局總監的任命。
對當時的納粹分子來說他的那種公開投靠行為是尤其重要的。因為當時最著名的作家與音樂家們都憤怒地對納粹分子嗤之以鼻，而那些投靠納粹的少數人隻不過是最廣泛的藝術家圈子裏的無名小卒。在這種時候，這位德國最有名氣的音樂家公開倒向他們一邊，給戈培爾和希特勒帶來的好處是不可估量的。施特勞斯告訴過我說，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時，曾用自己辛苦賺得的錢去格拉茨看過他的歌劇《莎羅美》，希特勒很尊敬他。當時，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節日晚會上，除了瓦格納的作品之外，幾乎隻演唱施特勞斯的歌曲。不過，與納粹共事，施特勞斯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對他執著信奉的藝術唯我主義來說，哪一個政權對他都一樣，他曾為德國皇帝與奧地利皇帝服務過，而在奧地利和德意誌共和國，他也曾是受歡迎的人。他與納粹分子交好，還有其重要原因，那便是他的兒子和一個猶太女子結了婚，他肯定擔心，他最愛的孫子們會被當作廢物排斥在校門外。他的新歌劇受到了我的拖累，而早先的歌劇又受到非“純雅利安種”的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的牽連，加之其出版商也是一個猶太人。他認為得盡快給自己找一個靠山，於是就有了那堅決邁出的一步。他為納粹指揮樂隊，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譜寫讚歌。同時又在給我的那些陰鬱而直率的書信中說他對那項任命並沒有興趣。實際上，這個藝術家內心所關注的隻是讓自己的作品發揮作用，並能看到那部新歌劇上演，那部歌劇跟他的心貼得太近了。
之後，我回到薩爾茨堡開始工作。出於好奇，為了試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寫的詩句，兩周後，我將第一幕的稿子寄給他。很快我便收到了他寄來的明信片，上麵寫著：“一鳴驚人。”而作為對第二幕更為熱烈的祝賀，他給我寄來了其歌曲的開頭幾句：“啊！我找到了你，你這個可愛的孩子！”他的那種喜悅，或者說對我的鼓勵，帶給我來難以形容的快樂。他始終沒有在我寫的歌劇腳本上改動過一行字，隻是有一次因為反向進行的聲部需要，他請我再加上三四行字。就這樣，我們之間開始了最誠摯的關係。在我完成那部歌劇後，又立即著手第二部的創作，而他早已毫無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歌劇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