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在維也納的我因而成了那次決戰的見證人。不過，為了做一個誠實的見證人，我不得不老實承認，在1934年2月，這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日子裏，我就在維也納，卻什麼也沒看見，對於發生的事件更是一無所知。而在紐約、倫敦、巴黎的每一個報紙讀者都顯然比我們這些見證人知道得更多。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離事件發生地隻隔十條馬路的人，竟不及遠在幾千裏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幾個月之後的一個中午多爾富斯在維也納遭暗殺，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就在倫敦街頭見到了那條消息。我立即給維也納去電話，我吃驚地獲悉，在維也納與交部官邸隻隔五條街道的人竟不如倫敦每個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所以說，如果不是恰巧處在關鍵性的位置，想要看到那些改變世界的事件發生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記得那天晚上約好和一位歌劇院的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麵，在我步行去往環城大道的路上突然碰見幾個身著舊軍服的人端著槍匆匆走過來，問我去哪裏，在得知我要去那家咖啡館時，才放我過去。我弄不清街頭為何突然出現了一些衛兵，也不明白他們究竟有什麼目的。事實上，當時市郊的槍戰已進行了好幾個小時，可市內卻沒人知道。由於我想次日清晨回薩爾茨堡，當晚回旅館結賬時，旅館的看門人告訴我說，鐵路工人在罷工，怕是走不成了。然後我才聽說了市郊正在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報紙對有關社會民主黨人暴動的報道含糊其詞，好像說它已經被平息。事實上，那天的戰鬥正處於白熱化狀態，政府決定炮轟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沒有聽到大炮的聲音。當時，市內像往常一樣平靜、有序。我們傻乎乎地相信了官方一切都已解決的說辭。為查閱一些資料，我去了國家圖書館，看到那裏跟往常一樣坐著許多大學生，在看書學習。所有的商店照常營業，完全找不出一絲不安的跡象。三天之後，一切都過去了，人們才零星知道一些真相。在第四天早晨，我起程返回薩爾茨堡。在薩爾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了幾個熟人，他們馬上向我打問維也納發生的事情。作為那次革命的“見證人”，我不得不老實地告訴他們：“我不清楚，你們最好買張外國報紙看看。”
當我返回薩爾茨堡家中時已是下午。家裏的桌子上堆滿了校樣和信件，為將那些拖欠的事情幹完，我一直工作到了深夜。第二天清晨，我還沒起床，就聽見有人敲門，是我們那位忠厚的老仆人。他滿臉驚慌失措，說警察先生來了，請我下去一趟。我吃驚地走下樓，看到四個便衣警察站在那裏，他們通知我奉命前來抄家，並要我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
當時正在維也納的我因而成了那次決戰的見證人。不過，為了做一個誠實的見證人，我不得不老實承認，在1934年2月，這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日子裏，我就在維也納，卻什麼也沒看見，對於發生的事件更是一無所知。而在紐約、倫敦、巴黎的每一個報紙讀者都顯然比我們這些見證人知道得更多。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離事件發生地隻隔十條馬路的人，竟不及遠在幾千裏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幾個月之後的一個中午多爾富斯在維也納遭暗殺，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就在倫敦街頭見到了那條消息。我立即給維也納去電話，我吃驚地獲悉，在維也納與交部官邸隻隔五條街道的人竟不如倫敦每個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所以說，如果不是恰巧處在關鍵性的位置，想要看到那些改變世界的事件發生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記得那天晚上約好和一位歌劇院的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麵，在我步行去往環城大道的路上突然碰見幾個身著舊軍服的人端著槍匆匆走過來，問我去哪裏，在得知我要去那家咖啡館時，才放我過去。我弄不清街頭為何突然出現了一些衛兵，也不明白他們究竟有什麼目的。事實上，當時市郊的槍戰已進行了好幾個小時，可市內卻沒人知道。由於我想次日清晨回薩爾茨堡，當晚回旅館結賬時，旅館的看門人告訴我說，鐵路工人在罷工，怕是走不成了。然後我才聽說了市郊正在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