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客居見聞
我當時並沒打算要徹底離開薩爾茨堡，隻是決定到外國去過冬天，以逃避那小小的緊張氣氛。但沒想到，1933年10月當我離開美麗的家園時，竟成了一種告別。
我曾打算去法國度過元月和二月，那是一個富有文化底蘊的美麗國家，是我心中的第二故鄉。那裏文學界的領袖，像瓦雷裏、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裏夏爾·布洛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所擁有的讀者也與德國一樣多。我愛那個國家和它的人民，我愛巴黎這座城市。每次來巴黎，我都會有回家的感覺。那次，由於特殊情況，我提早離家，想著聖誕節後再去巴黎，那空出的這段時間裏去哪裏？我想到了重訪英國，自大學畢業後，已近30年了，真想去看看那個闊別多年國家和那個城市，以及那些博物館。於是在30年之後11月的一天，我在維多利亞車站下車了。到倫敦的第一件事令我驚奇的事便是乘小汽車去旅館，而不是坐馬車。而灰色霧還和從前一樣，陰涼、柔和。我還沒有來得及看上一眼那座城市，便已聞到了那股久違的嗆鼻、潮濕、鬱悶的空氣。
我帶的行李同我心中的期望一樣少。在倫敦，我沒有什麼友好關係，因為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與英國作家在文學上的接觸很少。在從世界各地寄到我家的書籍中，幾乎找不出一本英國作家作為禮品饋贈給我的書；我曾遇到過一次蕭伯納；威爾斯在訪問薩爾茨堡時曾到過我家。我的著作雖然都已譯成英文，但影響很小。我與美國、法國、意大利、俄國的出版商都有著私人友誼，但還從未見過一位要在英國出版我的著作的出版商。因此，我思想上已經做好了像30年前一樣在那裏忍受陌生感覺的準備。
可事實卻並非我想象的那樣。幾天之後，我在倫敦感到了難以言說的舒適。這並不是由於倫敦變樣了，而是我自己變了。老了30歲的我在經曆了緊張的戰爭和戰後年代之後，渴求重新過上平靜的生活。當然，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也有爭論，文學中各流派間也有爭吵與競爭，但都與我毫不相幹。我終於又感覺到自己周圍有一種平和的氣氛。倫敦和我們那裏不一樣，倫敦的居民沒有那種驚慌失措的表情，他們誠實且溫文爾雅，而我們的國家由於充滿了欺騙而變得不仁不義。倫敦的居民生活安詳、滿足，他們的注意力更多是放在自己的花園和心愛的小玩意兒身上，而很少關心鄰國發生的事。在那裏，我可以自由地呼吸、思想和考慮問題，不過，我留在那裏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一部新的作品。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我對作家的手跡感興趣，於是去大英博物館的公共閱覽室裏瀏覽展出的手跡，其中一份關於處死蘇格蘭瑪麗亞女王的手寫報告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個瑪麗亞·斯圖亞特到底是怎麼回事，她是否真的參與了謀害其第二個丈夫的行動？由於晚上沒什麼可看的，我便買了一本關於她的書。那是一本膚淺而又愚蠢的書，對她大唱讚歌，就像保護聖靈一樣護著她。出於好奇，第二天我便又買了另外一本關於她的書，它的說法與前一本大相徑庭。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向人打聽哪一本書更真實可靠，但毫無結果。於是在尋找與摸索中，我不知不覺開始了對兩者的對比，而且在還沒理出頭緒的情況下，開始寫一本關於瑪麗亞女王的書，這使我在之後的好幾個星期都鑽在圖書館裏。當1934年年初我重回奧地利時便已決定，我要在安靜的環境中完成那本書，我得回到令我喜愛的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