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惡化的奧地利
由於內心那越來越近的對災難的恐懼，我最後一次去了奧地利。那是11月底的一天，我從《旗幟晚報》得知，英國的哈裏法克斯勳爵已飛往柏林，第一次試圖和希特勒本人談判。那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列舉了哈裏法克斯想和希特勒達成諒解的幾點內容，其中有一條談到了奧地利。雖然其真實性還無從判斷，但是，我知道，隻要那條消息帶有一點兒真的話，就意味著歐洲大牆上的奧地利那塊基石就會塌下來，歐洲也會隨之崩潰。我渾身顫抖，幾年來我還沒有那樣激動過。我立即直奔帝國航空公司，想打聽一下是否還有明天早晨的機票。因為我還想再看一眼我年邁的母親、我的家庭和故鄉。幸運的是我得到了一張機票，於是我迫不及待地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見我如此突然地回來很是奇怪，而當我說出內心的憂慮時，得到的卻是一片嘲笑聲。他們告訴我，奧地利人現在是全力支持舒施尼克，並不厭其煩地稱讚“祖國陣線”規模巨大的遊行。而我早就見過，大多數參加遊行的人都會把規定的統一徽章別在衣領上，以便不給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險。同時，為謹慎起見，他們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裏登了記。曆史證明，大批群眾總是突然倒向勢力大的一邊的。所以今天高呼“舒施尼克萬歲”的他們，明天就會用同樣的聲音高喊“希特勒萬歲”。古老的維也納永遠是悠然自得、無憂無慮的，我以前非常喜歡它的逍遙自在，但是現在卻第一次讓我感到痛心。不過，換個角度講，那些在維也納的朋友也許要比我聰明，因為他們在事情真的來臨時才感到痛苦。而我呢，先在想象中痛苦，當災難降臨時，又再次痛苦。由於我們之間無法相互理解，所以，任何警告都是徒勞，我也不想再打擾別人而使其驚恐不安。
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天，我懷著一種“永別了”的無聲絕望，凝視著我出生地的每一條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園、每一個古老的角落。在我擁抱母親時，也帶著那種隱藏的感情。我知道，那是一次永遠的告別。列車駛過薩爾茨堡時，我可以透過車廂的窗戶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憶那已逝的歲月。在列車越過邊界時，我知道，身後的一切終將是苦澀的曆史。
維也納見證了希特勒最窮困潦倒日子，當希特勒滿懷仇恨，以凱旋的統帥身份占領那座城市時，我預感到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1938年3月13日爆發了慘無人道的事件，奧地利以及歐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戰利品。暴行已經不再顧忌任何道德的約束，不需要任何的借口了。現在已經超越了擄掠搶奪，每個人都在恣意放縱自己複仇的私欲。卑劣病態的仇恨者們在多少個黑夜裏所癡心妄想的一切，如今都在青天白日裏發泄了出來。他們闖進居民住宅，搶走嚇得發抖的女人們耳朵上的珠寶……等到了比較和平、沒有今天這般道德淪喪的年代，人們將會毛骨悚然地讀到這些記錄，了解一個仇恨狂人在20世紀的那座文明城市裏犯下了怎樣的罪行。那是希特勒在其各種軍事與政治勝利中最為可怕的勝利，這個家夥竟然成功地在行動上不斷升級，毀掉了所有的法律。在“新秩序”麵前殺人不需要得到法庭審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則讓人瞠目結舌，拷刑在20世紀是難以想象的，人們甚至把沒收財產稱之搶掠。可如今，在又一個接踵而至的聖巴托羅繆的夜晚（巴黎屠殺新教徒之夜）之後，每天有人被拷打得死去活來。在這種情況下，還談什麼非正義、還談什麼人世間的痛苦？1938年的奧地利之後，我們的世界已經非常適應慘絕人寰、毫無天理的野蠻與粗暴行為了。要是維也納城以前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情，會完全遭到國際上的唾罵。可是在1938年，麵對這些暴行，世界的良知在忘卻和原諒之前，就已經沉默無語了。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裏，隨時都能聽到從祖國傳來的淒厲的呼救聲。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親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拷打、侮辱，我為他們擔驚受怕，但又無能為力。當仍留在維也納的老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沒有感到吃驚和悲傷，反而為她已不會再遭受痛苦和危險感到寬慰。看看時代已把我們的心變得多麼反常啊。母親84歲，已聽不見任何聲響了，我們正在想法將她接到國外。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由於體力不支，總習慣在環城大道旁或公園的長凳上歇一會兒，但現在這卻觸犯了猶太人不準坐長凳的禁令。不管怎麼說，搶劫猶太人的財物總還可以理解，但是不讓一位精疲力竭的老人坐在一條長凳上喘口氣，那也隻有那個家夥幹得出來，而千百萬人卻認為那個家夥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