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蘇州殺降事件期間，英國人赫德負責的總稅務司署遷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國際事務方麵的得力顧問。他曾說:“我自從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來，就敦促總理衙門向著西方所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前進。”赫德的影響不僅在於推動清政府各種製度的現代化，還在於由此引起思想觀念、社會風尚的改變。
經赫德舉薦，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出任同文館總教習。在其治下，同文館的譯書活動成為朝廷的“規定動作”，所譯書籍自行印刷，免費發送各級官員。這些書籍包括自然科學、各國法律、政治經濟、世界曆史等。之後，西方書籍對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改變顯而易見。
馬格裏是出生於蘇格蘭的英國人，後加入中國籍。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清臣，以示對清廷之忠貞。1858年，馬格裏隨英國侵略軍來華，任第九十九聯隊軍醫。在英軍服役期間，他與同齡的戈登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友誼。他曾任“常勝軍”頭領白齊文的秘書，1863年加入淮軍，任張遇春統領的春字營炮隊教習，並率隊隨李鴻章在上海、昆山、蘇州等地同太平軍作戰，深得李鴻章信任。
蘇州殺降事件後，馬格裏一度與李鴻章勢同水火，因為當時他已經娶了郜永寬的侄女為妻。當時，戈登死死糾纏李鴻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為馬格裏打抱不平。後來，李鴻章找潘曾瑋請馬格裏出麵調解，勸說戈登，殺降事件才得以了結。
戈登最終在殺降事件上對李鴻章束手無策和他的處理方式有關。他聲稱要率“常勝軍”與官軍開仗，又招去郜永寬義子郜勝鑣以及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這讓清廷絕對站在了李鴻章的立場上，不僅下旨明確支持李所作所為，且指責戈登“意殊叵測”，“惟有據正理駁斥，以折其心”。同時，“常勝軍”僅有三千多人，而淮軍已超過五萬人，也裝備了洋槍等新式武器。所以，戈登最後僅要求李鴻章公告，敘述殺降事件和自己無關。對這個簡單的要求，李鴻章當然是慨然應允。
此事的直接後果，還造成了“常勝軍”被撤銷番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戈登的“贈言二十條”為清廷乃至後來的中國提出了最為真切的建議。雖經過英國人對殺降事件的渲染，但李鴻章仍然沒有絲毫“悔改”。曾國藩對“天津教案”頗感棘手時，李鴻章幾次建議自己的老師“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這種油滑的手段，並不能在事實上改變國家弱小的處境，隻能是苟延殘喘。
殺降
蘇州殺降事件，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李鴻章給自己的母親寫信，解釋“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
李家至李鴻章高祖有田二頃，才進入小康家庭。父親李文安經多年苦讀，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李鴻章母親親手撫育了六子，六子非富即貴，這位母親一直被視為李氏兄弟成長的重要人物。
1946年2月23日清晨，馬尼拉以南三十公裏的洛斯巴尼奧斯監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東南亞戰區司令山下奉文被執行死刑。他沒有被允許身穿軍服，隻能身穿囚服受刑。處刑台由日本戰俘製造。在押送至刑場途中，曾經是同袍的僧人森田覺中尉問他有何遺言，他回答:“一個人的本性在上學校以前，是由他的母親培養出來的。我的遺言是，提高婦女的教養，培養好的母親!請告訴祖國，我對祖國隻有這個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