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價值的資料的確太少，可指導實際操作的意見就更少，一些人隻做表麵文章，目的是爭項目、搞錢、評職稱、爭地位……看見草原一天天退化，聽到耳朵邊呼呼的風聲，我們確實既難過又無能為力……專家們能不能真正深入實際，找一找深層次的關鍵問題，並且指導我們在實踐中探索？
這是基層在呼喚科技，也是防沙治沙在呼喚科技了。
是的，防沙治沙與發展沙產業，都必須以高科技為支撐，以色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色列的國土過去本來是阿拉伯人遊牧的地方，它的水資源比我們緊張得多，但是由於進行了嚴格的、科學的管理，並最大限度地循環使用，因此以色列不但保證了自己的需要，還出口花卉、蔬菜、水果和節水技術，我國上海的許多節水技術就是從以色列進口的。
近年來，在我們的科技界的確出現了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少數人不願意深入實際、腳踏實地進行艱苦的科學研究，常常滿足於坐在電腦前下載別人的資料，湊成一篇論文達到爭項目、評職稱的目的便萬事大吉。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情況，特別在基層科研單位，一些人滿腔熱情，希望深入實際、深入基層就一些迫切問題進行研究，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缺乏必要的“關係”，於是拿不到項目，缺乏最起碼的科研經費，因而報國無門，隻能徒喚奈何。
曾長期在治沙現場進行研究的青海省林科院林業所所長朱春雲曾激動地說：“我們對三江源地區隻有關注，沒有進行真正的研究。政府、科研單位和實際工作部門都拿不出紮實的、係統的資料，拿出的數據常常互相打架。真正搞荒漠化研究、踏踏實實工作、不走上層路線的拿不到項目，而有人靠‘關係’，就把項目拿走了！”
有這種感慨的又何隻她一個人？在額濟納旗采訪時，我就聽到中科院一批專家反映，現在科技界和建築行業一樣，也盛行“層層專包”的現象，權威們常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去向國家申請科研項目，但項目下達後，他們並不親自進行研究隻是掛掛名而已，項目轉包給下麵的單位或個人。
至於一些基層的科研單位，處境便更困難了。
陝西省治沙研究所長期在榆林地區研究治沙問題，成果累累，享譽國內外，但如今這個研究所卻因無研究項目在苦苦掙紮，所長的主要精力無法放在科研上麵，而是到處奔走、找關係，希望能“分”到一點項目。這個所的固沙造林研究室主任蘇世平——一位從事治沙研究30多年的專家充滿苦澀和無奈地對我說：
“我們現在立項很困難，資金拿不下來，國家的錢不知道用到哪兒去了？‘七、八、九’期間我們還能拿到一些項目，現在90％的項目被國家一些大單位拿走了，小項目不‘立’，大項目全部被拿走，而那些大單位又多研究見效快、掙錢多的經濟林，對生態治理、防沙治沙根本不感興趣。‘十一五’期間的研究經費到現在都沒有撥下來，明年就要搞‘中期驗收’了，我們咋辦？”
他的副手、年輕的研究室副主任張繼平也說：“榆林地區植被是增加了，但防沙治沙中還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進行研究。比方地下水的問題，在幹旱、半幹旱地區種什麼植被以及如何種植等等。但盡管問題多，我們卻沒有研究經費。‘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們都是靠和別人合作，拿一點小項目，搞植被恢複這個項目就一直沒有批下來。有本領但拿不到項目，所內大量研究人員無事可幹，上班時來轉一轉便走了。國家在項目經費分配上有大問題，有的單位有幾億科研經費，我們卻什麼都沒有，工資還要差額撥款，單位還要搞創收……國家每年都要下達一些項目，但重點不一樣，大家一窩風去搶，沒有堅持一個專業方向長期努力，這對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利的。我們的所長也感到很無奈，沒有後台根本立不上項，得通過同學、親戚、朋友各種關係……現在我們也在搞旅遊開發、房子出租等等……”
陝西榆林珍稀沙生植物保護基地主任石社強談到科研項目的分配時也感觸很深，他說：“我們這個保護基地是幾輩治沙人的心血，但要全部建設好，可能還需要上億元投資。科研項目名義上是‘招標’，實際上根本到不了基層。現在，科研方麵也有一個‘二級批發市場’，一些有關係的大單位拿了項目後做不了，便分一點給下麵，一個上千萬的大項目能分給你一二十萬、幾十萬就算‘照顧’了，給你‘麵子’了！由於項目不好爭取，一些麵向實際、行之有效的技術、產品就不能盡快推廣。在基層搞科研很艱苦，待遇又差，很多人從全國各地來，搞了一輩子治沙，仍然很清貧，我們家就算是三代人都在搞治沙了。有本事但沒有課題，隻得自己去育苗，去想法掙錢。幹旱地區的節水技術和抗旱造林技術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但我們沒有項目。所長常去北京、外地，與各個方麵聯係，但要到的項目太小，有時連差旅費都不夠。‘十一五’期間我們報了80多個項目，但上麵隻批了10多個。科研是不是隻研究宏觀問題，而不需要麵向實際、麵向基層呢？”
甘肅省治沙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也有和陝西同行一樣的苦惱。這個研究所是甘肅省的重點研究所，是援外項目所在地，曾為東南亞、西亞、東歐、非洲幾十個國家開辦過關於治沙方麵的培訓班，但談到治沙方麵的科研情況時，研究所副所長方峨天便反映：
“國家給基層科研單位的經費很少，民勤的防沙治沙問題國家花了許多錢，有時一個項目就是幾千萬，但沒有效果，最根本的問題是，隻有長官意誌，沒有科學規劃，缺乏科技含量。比方節水問題，現在仍然停留在領導報告、專家論證裏，沒有科學的方法。對防沙治沙我們研究所是有辦法的，可以采取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辦法解決，古浪我們去治理後效果就很好，獲得了省科技進步二等獎。希望國家的科研項目能夠向基層一線傾斜，搞治沙工程也應該吸收專家參加。目前研究所的工資國家隻給70％，其餘30％靠自己掙，實際上，幹旱區、沙化區的科研是無法市場化的，因為我們的研究項目隻有生態效益而無經濟效益，如果完全市場化了，為了生存隻能改行。環境艱苦，收入又低，人才流失了，將來又怎麼辦呢？……”
這些基層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反映的問題都很具體、很實際，但卻涉及到我國科技體製方麵一些重要的問題。反映在實際工作中，便一方麵是防沙治沙缺乏科技支撐，而另一方麵卻是大批科技人員英雄無用武之地，有關方麵是不是應該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並認真解決呢？
由於部門利益，由於急功近利，由於缺乏科技含量，如今我們在生態建設包括防沙治沙中已經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做法。某省林業局治沙造林處那位女處長說得很對，也許現在我們自認為很正確的一些做法，過一段時間卻發現是錯誤的。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曾對“三北”防護林工程提出質疑：針對幹旱半幹旱地區的土地荒漠化，我們步美俄後塵，繼續采用人工造林的辦法，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三北防護林’。目前規劃中的‘三北防護林’和‘京
津風沙源治理’兩大工程，覆蓋了我國85％的沙化土地，兩大工程僅中央近期累計投入就近100億元。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成功製止‘三北’地區的土地退化。與此相反，‘京津風沙源’形成於近20年來，是在‘三北防護林’工程啟動以後的事。20年前，草原上遠沒有出現今天大規模的生態退化。‘三北’防護林為什麼沒有成功地阻擋土地沙漠化呢？其實這正是生態治理的誤區所在。‘三北’中的西北地區以幹旱半幹旱區為主，這些地區是不適宜大麵積森林分布的。試圖通過人的努力將森林覆蓋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三北防護林的目標），其代價是巨大的。樹木消耗的水分遠大於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黃
秉維院士當年就形象地稱之為‘抽水機’。……我們承認大西北地區經過人的努力，長出了不少樹木，但這個代價是動用了後代的水資源。近幾年在退耕還林和荒山造林中，西北幾個省都在草原上大種檸條、並且還“硬性規定”了檸條株距、行距的做法，不少省市縣草原站站長都有看法，他們認為：
“對荒漠化草原應該充分發揮它自我修複的能力，保護草原最好的辦法是禁牧。天然草原是千百萬年自然選擇的結果，與自然和諧相處首先就要尊重大自然。現在人為地大量帶狀種植檸條，而檸條又是一種很‘霸道’的植物，它們會影響地表的水平衡，還會把土壤中很少的一點養分全部吸幹，引起周圍原生態草場退化，甚至造成新的沙漠化。最好還是采用撒播的方式，讓它與原生植被互補，搞成帶狀是對天然草原的破壞，我們一直有意見……”
“我國北部、西部的生態問題，說到底是草原生態問題。國外對草原很重視，而我國不知道為什麼隻是強調在草原上到處種樹……”
北京林業大學幾位長期在治沙第一線研究生態治理的老師也反映了許多看法，他們說：
“國家有關部門總是硬性規定造林每畝地必須達到多少株，而不顧各地不同的條件。在幹旱地區不要說喬木，就是灌木種密了也不行。不一定植被增加生態環境就好轉了，我們隻看到地麵，地下呢？地麵豐饒了而地下卻貧瘠了怎麼辦？上一代專家就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研究。譬如榆林，到處都綠了，但海子消失了，地下水位下降了，這到底是好是壞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