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或多或少地都考慮過這些問題：什麼樣的畫才是好畫，什麼樣的畫才是糟糕的畫，該怎麼判斷一幅畫是否比另一幅畫更好，比如，我們當然知道梵高的《鳶尾花》肯定比隨便哪個小朋友的塗鴉更好，但它是不是就好過莫奈的《睡蓮》呢，是不是就好過米開朗琪羅的《創世記》呢，是不是就好過宋徽宗的工筆花鳥呢？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從外行人那裏聽到的最多的回答就是：各花入各眼，無所謂好與不好，隻要你喜歡，那就是好的。真是這樣嗎？接下來我們不妨把問題簡化一下，看一看具體的例子：現在有兩幅畫擺在你麵前，一幅是杜喬 迪 博尼塞尼亞（Ducciodi Buoninsegna，c.1255~c.1319）的作品，另一幅是莫內 馬丁尼（Simone Martini，c.1284~1344）的作品，兩者乍看之下相差無幾，畫麵上都是聖母抱著聖子，被天使和人群簇擁著。是的，不但主題一樣，構圖看上去也沒有多大的差別，並且，這兩位畫家既屬於同一個時代，又屬於同一個畫派，他們甚至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並且後者就是前者的學生。事實上，這兩幅畫遠不像看上去的那樣相似，甚至可以說是迥然有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來自於繪畫技法本身，而是來自於繪畫背後的哲學思想以及社會思潮的流變。博尼塞尼亞的作品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教壁畫，以超凡脫俗的姿態在錫耶納大教堂的牆壁上接受芸芸眾生的頂禮膜拜，而馬丁尼的同名作品雖然隻是在前者的構圖上作了一些極細微的改變，然而正是這些極細微的改變，將畫麵從宗教拉回了世俗，成為錫耶納城市自治的政治理念的象征。事實上，馬丁尼的作品的確不是受教會委托，而是受錫耶納自治委員會的委托而創作的；不是畫在某個教堂之內，而是畫在錫耶納市政廳大會議廳的牆壁上。
傳統的美術史在講到文藝複興的時候，總會強調藝術家們如何掙脫了宗教的刻板，將滿懷讚美的筆觸從神的身上轉移到活生生的人的身上，這場藝術運動是一場“人性的覺醒”。是的，這並不錯，但在這條線索之下其實還湧動著一股暗流，那就是俗權與教權的鬥爭，文藝複興藝術的諸多特性其實正是政治鬥爭或隱或顯的體現。誰能想到，在一件件藝術品的美麗皮膚底下，流動的是殘酷政治鬥爭的血液。意大利是當時最為血雨腥風的地方，我們的敘述就從意大利的文化重鎮錫耶納開始。錫耶納是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名城，距離佛羅倫薩隻有50公裏，在14世紀，這兩座城市處於激烈的競爭關係之中。佛羅倫薩人屬於教皇派，錫耶納人則屬於皇帝派。教權想要壓倒俗權，俗權也想壓倒教權，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此時的教會雖然已經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至少在表麵上不能和耶穌基督兩句很有名的箴言作對：一個人不能既侍奉財神，又侍奉上帝；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所以，任何一個自命虔誠的人總不太好意思明目張膽地追求財富。但錫耶納的人不那麼虔誠，也看不慣接連幾任教皇的所作所為；錫耶納人既然發現自己所在的城市恰恰處於國際貿易的一個中心位置，那麼，對財富的本能渴望便輕而易舉地壓倒了對信仰的需求。這也難怪，畢竟越是生活富足、社會保障體係越發達的地區，人們越是會傾向於通過勞動而非祈禱來為自己謀求幸福。14世紀的錫耶納是一座流著蜜與奶的城市，就連這裏的窮人也會成為其他地區中產者們羨慕的對象。這裏賺錢的渠道實在太多，一個人隻要不是過分懶惰或過分愚蠢，總能掙得一份還算體麵的生活。越是如此，市民們就越是不希望有別人來橫加幹涉，尤其不要有教皇的幹涉——既然我們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規劃得井井有條，為何不這樣一直保持下去呢？於是，錫耶納的市民們結成了一個自治公社，公社的管理者（而非統治者）有一個威嚴而冗長的名號：作為錫耶納人民的捍衛者與保護者的九人理事會。幸而他們還有一個簡稱，叫作“九人會”。如果這個簡稱還有什麼不易理解之處的話，那麼我們不妨想想《冰與火之歌》裏那座富庶得有如天堂一般的大城魁爾斯及其統治者“十三巨子”，那就是以錫耶納與“九人會”為原型的。任何聰明的執政者，無論是共和分子還是法西斯分子，無論是儒者還是法家，都會把宣傳視為頭等大事。用孔子的話說，搞政治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這也正是14世紀錫耶納的“九人會”所要做的。他們需要引導人們的認識，讓所有人知道錫耶納再也不是一座教權城市，而是一座處於良好自治之下的世俗城市，市民們應當遵循世俗的規矩而非信仰的規矩來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對於生活中的任何麻煩，市民們應當自行解決或者求助於“九人會”，沒必要到教皇那裏討什麼主意。換句話說，錫耶納人希望由自己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願意上帝及其代理人在這座城市指手畫腳。沒錯，他們要做的就是脫胎換骨，但高明的政治智慧使他們知道：要想讓政治做出平穩的過渡，大刀闊斧地斬斷傳統遠不如舊瓶裝新酒來得穩妥。所以在宣傳手段上，他們保留了最為必要的宗教元素，然後巧妙而不動聲色地對宗教元素做出世俗化的修改。市政廳大會議廳的壁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出來的，畫麵上雖然仍是聖母加冕的老舊題材，但精神氣質已經不再是宗教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博尼塞尼亞的聖母像不僅是屬於教堂的，也是屬於中世紀的，而他的學生馬丁尼的同名作品則不僅屬於世俗，也屬於光彩照人的文藝複興時代。
馬丁尼努力把聖母拉向人間。他首先在聖母的頭頂上加了一個華貴的傘蓋，這是世俗權力的象征，為畫麵營造了一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勢。我們在對比之下還會很輕易地發現，在博尼塞尼亞的畫麵上，聖母的身形明顯比圍繞著她的天使與聖徒們的身形更大，而馬丁尼刻意縮小了這種差距，聖母似乎變成了人們當中的一員，至少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了。博尼塞尼亞在聖母的寶座上鐫刻了如下的文字：“聖母保佑錫耶納的和平，也保佑杜喬——請看在他畫了您的分兒上。”馬丁尼的鐫文則完全是另外的腔調，聖母不是在聽，而是在說，說給畫麵上的天使和聖徒們，也說給坐在這幅畫底下的“九人會”成員：“如果強者淩辱弱者，使弱者受到傷害或侮辱，你們切切不可站在強者的一邊說話；無論是誰在我的土地上行欺騙之事，你們也不可站在他的一邊。”市民們曆來都把聖母瑪利亞視為錫耶納的保護者，任何重大事件——最主要的就是與佛羅倫薩的戰爭——來臨時，他們都會尋求聖母的庇佑。但這一回，聖母終於從幕後站到了台前，從祈禱的傾聽者變成了直接向這個城市發號施令的人。馬丁尼借聖母之口說出來的其實就是錫耶納“九人會”的施政綱領，說話的姿態雖然嶄新，其內容歸根結底並未脫離基督教的傳統教義：聖母無意於指引錫耶納走向繁榮富強，而僅僅維護錫耶納的公正。換句話說，錫耶納“九人會”的施政目標是“義”而不是“利”，利益隻需要每一個錫耶納市民通過各自的努力自行追求，政府要做的隻是保障任何一個市民的求利行為不損害到別人的利益。看來“守夜人政府”的理念雖然是直到近代才被係統地提出，其實在中世紀的末期就已經萌芽了。當然，若以苛刻的藝術眼光來看，這兩幅壁畫一個是主旋律的宗教宣傳畫，一個是主旋律的政治宣傳畫，既缺乏張揚的個性，也鮮有濃墨重彩的藝術追求，所以同樣程度地並無足觀。然而在藝術史家和曆史學家的眼裏，馬丁尼的作品無疑更有價值，因為它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種新社會思潮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