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裏士多德對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點不以為然，他說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在政治上所設立的前提可以概括為這樣的原則：“整個城邦的一切應該盡可能地求其劃一，越一致越好。”但這難道是可能的嗎？亞裏士多德說：“可是一個盡量趨向整體化（整齊劃一）的城邦最後一定不成其為一個城邦，因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也就是說，先由若幹個人組成了家庭，繼而若幹家庭組成了群落，繼而若幹群落組成了城邦。在這個緩慢的、逐步的組成過程裏，秩序可以是井然的，但絕不可能是規整的，是錯落有致的多元化而非整齊劃一的一元化才是城邦的本質。我們不妨思考一個今天的居民小區裏的綠化問題：懶惰而蹩腳的設計師會在小區的中庭鋪設一片規整的草坪，然後按照簡單的幾何結構在草坪上辟出小徑，而高明的設計師會多花一些時間，先是在所有可以鋪設草坪的地方盡情地鋪設，然後靜候著人們住進小區並在草坪上踩出若幹條小路來，然後設計師才會根據這些被人們自然踩出的小路來設計草坪裏的通道。亞裏士多德正如那個高明的設計師，柏拉圖在這個問題上則顯得過於自信了。遺憾的是，人們用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才認清了柏拉圖的錯誤，而所有追隨理想國的宏偉政治藍圖莫不以慘敗告終。洛倫采蒂或許還不曾有過這樣深刻的認識，但他的確不甚在意城市外觀的規劃感，他的繪畫重心始終圍繞在那些精神要素之上。在他的壁畫裏，無論好政府還是壞政府，今天被人們跪拜最多的財神始終缺席，正義女神地位的升降才是觀畫者視線的焦點。在14世紀的錫耶納，“九人會”就是坐在這幅畫的底下商討並決策城中一切大事的。那兩側牆壁上的繪畫，好政府與壞政府治下的城市生活場景無時無刻不在提示著他們應該怎樣做，以及不應該怎樣做。對於今天的觀畫者而言，畫麵所隱含的政治哲學的含義簡直已經淺顯到無以複加的程度。無論是正義被擺在政治生活的首位，還是私利理應讓位於公益，這難道不是一個人天生就應該曉得的道理嗎？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正義在長久以來並沒有被擺在政治生活的首位，至於私利和公益的關係也是一個頗費周章的爭議問題。並且饒有趣味的是，在中國的傳統裏，對一個被認為是正確的、自明的道理很少刨根究底，但西方人在這一點上與我們的傳統完全不同，他們即便堅信私利理應讓位於公益，也一定要給出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推理過程。所以，兩千多年前的亞裏士多德並不僅僅是提出一個簡單的政治哲學口號而已，他真的做了一番縝密的論證工作來證明這個道理。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人天生就是群居動物，一個孤立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於是孤立的人們結合成家庭，家庭結合成群落，群落結合成國家。當論述進行到這裏的時候，一切還都在我們的常識範圍裏，但接下來的事情就需要我們多費一點思考了：從時間順序上看，國家雖然出現於家庭之後，但從性質上看，國家卻是優先於家庭與個人的，因為所謂“性質”就是一個事物在充分發展之後的樣子。正如一顆種子將會生長為一棵參天大樹，這棵參天大樹就是這顆種子的“性質”，國家的性質就是人類社會充分發展之後的樣子。國家不僅是一個整體，更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正如一個活生生的人體一樣。手、腳、眼睛、耳朵，雖然看上去各有各的獨立性，但是，一旦這個人失去了生命，四肢、五官也就一起失去了作用，也就不成其為四肢、五官了。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私利才理應讓位於公益，正如一個被毒蛇咬了手臂的人理應斷臂求生一樣。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我們每個人隻是這個有機體上的一個細胞組織而已。當道理被解釋到這種程度之後，我們難免會對“私利理應讓位於公益”的說法表示懷疑甚至抗拒，但是在洛倫采蒂的時代，這樣一種理論是被當作論證嚴密的真理被人們廣泛接受的。當然，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沒有直接接觸過亞裏士多德的著作，而是通過基督教的多明我會僧侶的深入人心的布道詞接觸到的；而多明我會的僧侶們其實也不讀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他們的觀點來自中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才是亞裏士多德這一理論最直接的闡發者。我們從洛倫采蒂的壁畫追溯到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其中曲折的脈絡恐怕是連以淵博著稱的洛倫采蒂自己也不曾意識到的。一種哲學觀點需要經過多少人、多少種形式的輾轉傳承才會深入人心，又會繼續經過多少代人或喜或悲的檢驗才會被人們審慎地尊奉或遺棄，哲人與哲學從來不曾活在其當下的時代裏。